清代以來佛教的衰敗

一、宗派的沒落

　　自十七世紀的中葉，清朝入關以後，佛教雖然仍被敬信，但是清廷為了籠絡蒙藏地區邊疆民族的關系，對密教的佛法，尤極尊崇，這自元朝以來，已經相沿成習，且為國家政策的一貫傳統。內地的佛教，自雍正以後，禪宗一派，在叢林制度的庇蔭下，其法統的傳承，有形式的保留，但實際上，已是一蹶不振，只有凈土宗還能保持昔日的陣容，普遍流傳於民間社會。此外，如天臺一宗，也是若隱若現，不絕如縷。華嚴、唯識等宗，大多已名實不符，附和於禪宗、天臺、凈土三宗之間。這是當時佛教的一般概況。

　　我們如就佛教學術的盛衰，及其學術的立場，嚴格說來，到了明末清初階段，佛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已經盛極而衰，而且因理學的陽明之說大行，明末少數禪師和法師們，雖然身為僧眾，有些還是從陽明之學才理解到佛法的心要。所以，從清初到以後三百年間，（一）士大夫們，竭誠致力於匡復大業，大多專誌於經世實用之學。出家的師僧們，在佛學見地上，又無特別的創獲，所以佛學在知識分子間，不能再有唐宋以來的聲望。（二）佛教本身，人才衰落，極少有如唐宋高僧的嘉言懿行，以為風世的楷範。到了清朝中葉以後，許多號稱禪宗的大和尚們，為了虛譽，為了流傳，剿襲歷代禪師的語錄，閉門虛構一些所謂「語錄」的「傳家之寶」，吩咐後代法子徒孫，爭取編入《大藏經》，以為光榮。比較稍具學識的名僧，則又競相入京，奔走權門，納交官府，一意攀高結貴，希望求得皇帝的封號。如果能夠得到一紙詔書的敕封或稱號，便可以國師自命，而誇耀於善男信女之間。所以民間俗謠，便有「在京和尚出京官」的感嘆了。這種風氣，由明末開始，到雍正時代，已經相當嚴重，因此雍正一再下詔，切責師僧們不必學習詩文，一心只想以文字因緣，與士大夫們來往。他說：「你們作詩再作得好，總也比不上我們翰林學士們，既然出家為僧，便應努力修行證果，何苦與文人們爭取文名呢」！這些倒是很誠懇的老實話，決不能因人而廢言了。有清一代，專重真參實證，以打坐參禪相標榜的，以南方的金山寺和高旻寺兩大名剎最為有名。他如天童、育王諸寺院，比較已在其次。

二、師僧和寺院的變質

　　因為唐宋以來叢林制度的遺蔭，全國各地，無論庵、堂、寺、院，都有相當的私產，如山林，如寺田，產業數目，相當可觀。民國初年，有人作過初步的調查，認為如果集中佛教的全國寺院財產，大可富埒天主教，可與羅馬教廷的財富相媲美。雖然調查未必準確，然其資財的富有，為不爭的事實，由此殆可以想見一斑。但自明末以至清代，這個本來完美的制度，已經產生很大的流弊，全國各地，除了少數有名的幾個大叢林寺院，還保留著它的「共有」「共享」制度，而為公天下的「十方叢林」以外；有些地方寺院，已經一變而為「子孫叢林」的私天下了。所謂「子孫叢林」，便是師徒歷代傳授法統，同時也授受了本寺資產的管理權。如果一師數徒，他們也同世俗人家一樣，分為數房，如大房、二房等房份，以次遞分，爭權奪利的事情，也處處可見，因此師僧結交官府，稱霸一方的也不少。除了「子孫叢林」以外，在教內的術語，還有「小廟」，「小廟」的南方僧眾，又有「禪門」與「應門」的分別。所謂「禪門」，講究清修；所謂「應門」，專作佛事。他們念經拜懺，乃至薦亡送死，藉此賺些報酬，聊資糊口。至於招收皈依弟子，造成信眾的派系等，已經不在話下。我們回溯往史，釋迦牟尼昔以充滿慈悲的宏願，創為救世的佛教，如今已是自救不暇，衰頹到了極點。所有宗教，大約都不許違背良心說謊話，所以我寫到這裏，也只好實話實說，俾明大概，以為有遠見的佛徒們，對佛教的興衰成敗，作一策勵的檢討和反省的惕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