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傳的西藏佛教

一、西藏佛教的源头

印度的晚期佛学

西藏佛教史的分期，一般均以朗达磨王的法难为界，法难之先称为前传，法难之后称为后传。

西藏佛教的传入初期，虽有从印度移入及中国移入的两系，但在未久之间，中国系的即从西藏退出，唯印度系的一枝独秀。

印度佛教也分有原始、小乘、大乘的三阶，大乘佛教又分有早、中、晚的三期，此在印度的佛教中已经介绍。所以，同为传自印度的佛教，中国系的是迄中期大乘为中心的大乘显教，西藏系的则是以晚期大乘为主干的大乘密教。因在中期大乘之世的印度，密教尚未开展，密教的隆盛，主要是在波罗王朝偏安期间（西元六○○─一一三九年），它的源流，则应自世亲菩萨以下开始，世亲的年代约为东晋元帝大兴三年至东晋安帝隆安四年（西元三二○─四○○年）。因此，所谓晚期大乘，相当于中国自东晋时代直到南宋时代，历时约八百年之久。此其间印度佛教经过多次的嬗变，初后颇多不同。其初二百余年，学派纷纭，显密异趣，而与昔来一贯的学风殊异；其后五百余年，唯有密教由激扬而至于灭亡了。故将前者称为分化期，后者称为衰颓期。西藏佛教的输入，便在后面的五百余年之间，可是，密教为主的大乘佛法，并非不要显教的基础，所以，介绍西藏密教，仍须从世亲的传人说起。

世亲的四大传人

这一节的叙述，我将依据吕澄所著《西藏佛学原论》为主要的参考资料，吕氏所用的资料，乃系取自藏人多罗那他（Tāranātha）的《印度佛教史》，该书成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西元一六○八年）。恐有掠美之嫌，故先说明。

世亲在印度佛教的思想史上，乃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大菩萨，以他一人而集大乘佛法的大成，他的博大精深，以致在他之后的学者，竟无一人能够通盘继承。因此，他有四大弟子，分传四个系统。

（一）由安慧传承毗昙学：安慧生于南印度，据说他于世亲的著书，无不重疏，但他特精毗昙，西藏传其详释《俱舍论》，汉土也说他合糅《杂集》。他的弟子月官，是东印度人，对于一切声明、经、咒，无所不悉，后住那烂陀寺，遍造五明诸论，广弘《十地论》、《月灯三昧经》、《四十华严经》、《楞伽经》、《般若经》，造释千部。安慧的再传弟子，则有宝称。同出于安慧门下的另有广释《俱舍论》的满增，再传则有胜友。胜友后入西藏。

（二）由陈那传承唯识因明：陈那生于南印度，历住那烂陀寺及欧提毗舍，相传他熟持之经达五百种，无不融合。著述繁多，不下百部。后将他自着的唯识因明诸书，编辑剪裁，成为《集量论》，此乃因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一传弟子是护法，也是南印度人，通晓内外宗义，辨解自在，纵横无碍，讲说注疏，尤以依于唯识宗义解释中观的《四百论》，最为著称。护法的剃度弟子法称，善解三藏，熟诵经咒凡五百部；后又从陈那的另一弟子自在军，受学《集量论》，悟解等同陈那，故为《集量论》作的释论，详略共达七部，又使他的弟子帝释慧为他的释论作释，故到此时，唯识因明之学，已达极峰了。

（三）由德光传承律学：德光生于摩偷罗的婆罗门族，淹贯三藏而于各部律论的成就最高，当他住于摩偷罗的阿伽啰弗利伽蓝之时，共住比丘达于千数，莫不律仪清净。他着有《律经》一部，通释毗尼要义；又注说一切有部戒本，而被后起诸家，仰为准则。

（四）由解脱军传承般若学：解脱军（Aryavimuktisena）生于中南印度之间的日婆罗国附近，学般若于世亲之门，又曾问义于僧护。因修般若观行，以《般若经》经文与慈氏的《现观庄严论》（Abhisamayālaṃkara-nāma）不尽符合，得梦慈氏，遵嘱而寻见由南方请来的二万颂本的《般若经》，全与《现观庄严论释》相应。于是畅演《无自性义》而为《现观庄严论》注解。《无自性义》是僧护、龙树学的思想，但是解脱军阐扬的《现观庄严论》，却为瑜伽学的祖师慈氏所作。所以他为瑜伽行中观学派（Yogācāra madhyamika）的人。

以上四系的余绪，均为后来的西藏佛教所吸收：安慧的俱舍学；陈那，特别是法称的唯识因明学；德光的有部律学；解脱军的瑜伽为中心的般若学。此即构成了西藏显教大乘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大部分。若比之于中国系的大乘教典，《俱舍论》虽有翻译，但不受普遍的重视；因明确也略有译介，但是《集量论》和法称的《七论》则付之阙如；有部律由义净三藏译出后并未有人弘扬，因已先有《四分律》了；至于《现观庄严论》及解脱军的《无自性义》注释，中国一卷也没有译出。

中观派及第三系

在《印度佛教史》中已说到，龙树（Nāgārjuna)及提婆之世，中观学派尚未成立，到了提婆传龙友，龙友传僧护，僧护之下出了两位大弟子，各执一说，分成两流，出现了中观学派。

佛护生于南印的呾婆罗国，受龙树宗义于僧护之门，修习专精而得胜智，故于龙树及提婆诸书，多所注释。他的名著是依据《无畏论》而写成的《中观论释》。他的弟子为莲华觉，再传便是极受西藏佛教尊崇的月称（Candrakīrti）论师，着有《入中论》（Madhyamakaavatāra又作《入中观论》）等书。

清辨也是生于南印度，出身于摩赖耶罗王族，与佛护同门，却于佛护去世后，对佛护的遗着展开攻势，最有名的就是他的《般若灯论》。因而一时成为中观学派的泰山北斗，此对后来的西藏佛教，也有莫大的影响。

现在再介绍第三系，即是瑜伽及中观之外的别出一系。因在当时，清辨破佛护，乃为同一系统门内之争。瑜伽派的安慧为《中论》作释，清辨的弟子又起而非难；稍后，又有安慧的弟子月官，找着中观派的月称论辩；另有安慧及德光的弟子德慧，站在安慧的立场攻破清辨，清辨的弟子三钵罗睹陀，便起而与德慧论争；尚有护法的弟子提婆湿罗摩，注《中论》而破月称。这都是瑜伽与中观的两派之争，焦点则仅在于对龙树《中论》解释的立场不同而已。后来，清辨中观系的三钵罗睹陀的弟子有室利崛多，再传则有智藏与寂护（Śanta-rakṣita），寂护便是前传西藏佛教的第一位大师；瑜伽系的月官及法称之说，传于律天和无性，两家的门户相争，更同水火之不能相容。但是，另有一位寂天论师，兼采龙树、无着的两家之学，却不自入于那一系统之中。寂天本为苏罗悉陀王子，避位至中印度，从那烂陀寺上座胜天出家。胜天的学系不明，他继护法之后住持那烂陀寺。寂天从胜天受学而自得三昧，着有《集菩萨学论》、《集经义论》，而以《入菩萨行论》（又作《入菩萨行》、《菩提行经》流传最广。考察寂天的思想，乃是以中观为主而抉择瑜伽的学者。他对后传西藏的佛法也有很大影响，例如阿底峡（Atiśa）的思想之中，论到戒增上学的菩萨戒时，除了依于《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戒品〉，即用寂天的《入菩萨行论》。

到此，我们可将西藏佛教源头的印度三系人物之传承关系，列表如下：

　　　　　　　　　　　　　　┌满增─胜友
　　 「慈氏─无着─世亲┬安慧┼月官─宝称
　　 │　　　　　　　　├德光─德慧
　　 │　　　　　　　　│　　　　　　┌ 提婆湿罗摩
　　 │　　　　　　　　├陈那┬护　法┼ 法称
　　 ｜　　　　　　　　│　　└自在军┘
　　 │　　　　　　　　├解脱军
　　 │　　　　　　　　├佛护─莲华觉─月称
龙树┼提婆─龙友─僧护┤
　　 │　　　　　　　　└清辩─三钵罗覩陀─舍利崛多┬智藏
　　 │　　　　　　　　　　　　　　　　　　　　　　└寂护
　　 └────────────胜天─寂天

衰颓期的印度佛教

在世亲以后的印度佛教，由于瑜伽和中观的自相论争，抵消了对外的摄化，外道日益兴盛，不得已而摄取外教之物以成密乘的佛法，佛法的观念越来越高调，生活则越来越流俗，门内越是强调降伏外力，实际上却日渐被外教吞没。

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说，即当龙树、提婆、无着、世亲、陈那、法称之世，大乘诸师，固属胜者，但论其僧众数量，则远逊于声闻众。实则此期的小乘势力，也较往昔衰退很多，十八部中，仅余少数部派传通而已。到法称之时，东印、南印，均以外道跋扈而佛法遽衰；月称之际，由于外道凌逼，那烂陀寺的一般讲学者，皆不敢公开而改在堂内讲说。可知世亲以后的二百余年之间，佛法已在日渐衰落之中。

此后，各显教论师，均入于密乘，以超岩寺为基地的偏安五百年中，所见者，乃为瑜伽密与无上瑜伽密的发展而已。西藏地接印度，故当印度佛教受到毁灭之际，大师们由尼泊尔及迦湿弥罗而入西藏者不少。所以，西藏佛教的系统是属印度晚期的大乘密教，密教之特受西藏民族所欢迎者，则由于西藏原有棒教的基础。密教既能摄纳印度的外道，进入西藏之后，自然也就使得棒教归向。其间所不同的是印度外道已有相当高的神学基础，故以其传统势力的地位而至骎驾乎佛教之上，终因回教入侵而将佛教流放于印度之外。西藏的棒教，虽亦曾一度挟传统的势力摧灭佛教，但它本身没有理论基础可资立足，所以终被佛教同化。

二、佛教的输入

最早的传说

根据传说，西藏之有佛教，为时很早，早在中国周赧王二年（西元前三一三年），即有一位中印度王子，名叫出士夫地，因被邻国打败，东走雪山，到达西藏边境，先后遇到西藏的有德之士十二人，问他来自何处？他仅以手指天，又见他的相貌举止与众不同，遂以为天神下降，便扎木舆，将他肩回部中，拥为藏王，号为聂赤赞普，此为西藏王统之始。同时此王建立佛寺于卡伊兰(Kailāsa 冈底斯)山之麓，从事佛陀教义的阐扬，故其亦为西藏输入佛教之始。

后来传了二十多世，到了陀朵[口*栗]思颜赞（Thothori Nyantsan）王时（当中国东晋之世，西元三七一年），突有四箱，自天降于宫殿楼顶，众皆不知何物。适有五位僧人自印度来，开启四箱，知为《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六字大明宝玉刻》（即为唵嘛呢叭[口*弥]吽 Oṃ Maṇi Padme Hūṃ）、黄金宝塔，以及紧陀摩尼香等。同时又闻空中说话之声：「自兹当俟五世，始晓此事。」国王虽不知此话的意思，总觉得这些天降宝物，应该修供奉祠，遂置于宫库，王由此福业功德，享寿百二十岁，并致国泰民安。

又过了五世之后，即为弃宗弄赞王出世，他在十三岁时便继王位。此王约生于隋炀帝大业十一年（西元六一五年），或者更早四十多年。据说他的容貌如玉，美好秀绝，额前现有「阿弥陀佛」梵字。当他继位之后，便思念他的国土中，为了利益众生的事，需要佛像礼拜，正作念时，王的心中忽即化现一僧，为王求得十一面观音像。

王又思念，须出一位大灌顶者，正深思时，即有普贤菩萨启请了阿弥提婆（阿弥陀佛？）同触王首，为之灌顶。由此便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神变，生出许多不可思议的稀有之相，故其威力所被，四方震动。

以上三点，虽为传说，但到弃宗弄赞王时，「威力所被，四方震动」，确为事实，佛教输入之可以确证者，也在此时。故于传说之中未必没有若干史实的成分。

弃宗弄赞王与佛教

一位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最后从拉萨走出来的西方人─宁康德（Amaury de Riencourt）在他所著的《西藏见闻录》中说：「藏人本来是世界上最为悍勇好斗的人，他们若不是以坚强的信仰，自制住原始的本性，一旦从世界屋脊上冲下来的话，亚洲撼怖，全球震慑。」

为什么他会如此说？因为在佛教未化西藏之前，就出了弃宗弄赞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名王，有人将他在西藏史上的位置，比诸欧洲史上的查理斯大帝，我看他也有类似印度史上的阿育王处。当他即位不久，先将邻近的各西藏酋长征服，然后屡次举兵远征。他曾侵入蒙古南部，又向中国交涉。因在唐太宗时，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唐之公主，弃宗弄赞也做同样要求，唐太宗不允，他便率兵进攻吐谷浑。《旧唐书》卷九六〈吐蕃列传〉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洲西境。」最后吐蕃虽为唐军所败，但他仍来求婚，唐太宗遂于贞观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这便是中国史上所称的吐蕃入寇。此时，在中国与西藏间所住的蛮族均为此王征服。同时，到了贞观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年），更有力发兵，协助唐使王玄策，讨破中天竺。他在对唐用兵之前，已经征服了南方的尼泊尔，娶了尼王的公主波利库姬，而且席卷缅甸，使之臣服。如果西藏史上多出几位这样的国王，亚洲的历史，必已大大地改观了。好在此后的西藏，接受了佛教的熏陶。

当他与尼泊尔及唐室通婚之后，接触到了中印两国崇高的宗教和文化；尤其是佛教，给他的感化力最强。所以他依据佛教的思想，颁订了十善及十六要律的民众守则。

所谓十善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两舌，六不恶囗，七不绮语，八不贪欲，九不瞋恚，十不邪见。
所谓十六要律是：一要虔信佛教，二要孝顺父母，三要尊敬高德，四要敦睦亲族，五要帮助邻里，六要出言忠信，七要做事谨慎，八要行为笃厚，九要钱财知足，十要报德酬恩，十一要如约还债，十二要斗秤公平，十三要不生嫉妒，十四要不听谗言，十五要审慎言语，十六要处事宽厚。

有人对此的看法是：「这是松赞刚布就佛教的精义，演为社会上共守的道德和行为标准，用以判断民众善恶和赏罚，可说是他提倡民众信仰佛教以化其心，用佛教精义，制定政治信条以治其身。」（《边疆政教之研究》七四页）也可以说，由于佛教输入之后，西藏才脱离野蛮而迈进文明的领域。

文明的开拓

弃宗弄赞王既已接触到佛教文化之后，便想到陀朵[口*栗]思颜赞王时传下的佛典，西藏尚无一人能够了解，便派贵族七人前往印度研究，但却归于失败；第二次又派大臣端美三菩提为首的十六个青年往印度学习佛教及音韵学等，为创造藏文而做准备。端美学成归藏，即仿笈多王朝时代革新后的梵文，调和了西藏语而做成藏文字母；后来他又着成八种文法书，现尚存有两种，并且将《大乘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宝云经》等译成藏文，此为西藏译经的嚆矢。

又据日本金山正好的《东亚佛教史》一八○及一八一页说：当时在西藏传译佛典的人，除了端美三菩提，尚有印度学者拘萨罗（Kusara）及婆罗门桑伽罗(Śaṃkara)，尼泊尔的学者息拉蒙启（Śilamañju），中国的大天寿和尚，以及端美三菩提的两个弟子达磨古萨（Dharmakośa）及道丘巴尔（Rdo-rje dpal）等人。可见开拓西藏初期文明的功臣，非仅端美三菩提一人了。

同时，我们也见到有三位唐僧，在文成公主之世经过西藏的记载，则为贞观年间的玄照，经西藏赴北印度；道生由西藏游印度；永徽年间的玄太，取道西藏至尼泊尔。

据说，弃宗弄赞王当端美三菩提返藏之后，为了研究文字，日夜学习，隐居不问政事者达四年之久，所以他也能用新造的文字，写作诗歌。上行下效，一时通令全国学习，前面所举十善及十六清净世俗要律的文告，即是用此新造的藏文写成，而得遍行于藏土。故其不愧为后世学者誉为西藏文化之父了。

同时，由于两位外国公主的下嫁，也各自从她们的祖国，带去了法像文物，其中有阿閦金刚像、弥勒像、多罗（观音）像、悉达太子像、释迦世尊像，以及许多经论、法物，还有数位僧尼。因为两位外国公主给西藏带进佛法，故在西藏史上，以为她俩是观音化身，将之崇拜为多罗天女（Tārā密部的女尊），文成公主是青（Doljang）多罗，尼泊尔的波利库姬公主是白（Dolkar）多罗。弃宗弄赞王死后，也被仰为观音菩萨，又有说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为了礼敬三宝，便由好多工匠，建造了十多座寺院，首以拉萨为中心，建立布达拉宫，又分别为两妃各建一寺，那就是大昭寺及小昭寺。文成公主的大昭寺供奉释迦佛像，波利库姬公主（藏人称为万妙天神）的小昭寺供奉阿閦佛像。

据说此王享寿八十二岁去世（约为唐高宗永徽元年，西元六五○年），三十一年后，文成公主亦逝，他们一王两妃的肉身，均被制成塑像，文成公主的肉身像，迄至晚近，仍在大昭寺中。

初期弘法的阻力

弃宗弄赞王的晚年，虽然极力弘扬佛法，但在当时的西藏，究系尚为半开化的状态，一般人对于含有高深哲理的佛法，很不容易了解和接受，纵然是藏王的近臣们，也多半是由于王的意志而表面崇信，何况棒教的潜势力根深柢固，故到弃宗弄赞崩后，佛教在西藏的推展，又退入了逆流。

佛法不能继续传播，继位的王子尚年幼，遂由贵族中产生了摄政。这些贵族们，原是奉了王命而信仰佛教，王崩之后，对于王在时享有崇高地位的僧人，不唯不敬，反以敌视的态度相加。而且，在另一方面，西藏又再向其邻邦连年构兵，扩张版图。因此，佛教的教化事业，更加受到了阻碍。

弃宗弄赞死后无子，系由其孙满思隆满赞继位，称为贡斯隆王，他的摄政是禄东赞，禄东赞死后，由其子钦陵兄弟专国。此期间，吐蕃兵力外侵，吞并诸羌，击败吐谷浑，又败唐朝的行营大总管薛仁贵，故在《新唐书．吐蕃传》说：「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贡斯隆在位十四年而逝，由其遗腹子德斯隆满格陂王继位，此正是钦陵兄弟专权时代，西藏国力之盛，犹如旭日东升。

继承德斯隆满格陂王位的，为其子弃隶缩赞王，也遣使至唐，求尚公主，唐中宗即以雍王守礼之女金城公主下嫁。金城公主乃一虔诚的三宝弟子，带了中国沙门及好多佛典入藏。故在此王时代，曾将《百业经》、《金光明经》，以及数学、药方等译成藏文。

金城公主所生的王子，便是此后大兴佛法的吃[口*栗]双提赞王（Khri-Sroṅ-lde-Btsan），又名赤松德赞王，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西元七二八年），在位时间至唐德宗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年）。可是，在王幼时，藏境党争激烈，擅权的人又是排斥佛教的首领，王虽崇信佛教，但因年幼而无力阻止，以致政府所颁法律，常与佛教的信仰抵触，甚至没收经文、封锁佛殿佛像，并将最大的佛寺毁之改为屠畜场。所以佛教是处于被摧残的地位。直到王成年，运用智慧，除去了专权的大臣，掌握实权之后，辉煌的佛教时代，才正式开始。

三、寂护与莲华生

寂护入藏

大概在吃[口*栗]双提赞王盛年亲政之时，西藏国力向外膨胀，武功之盛，尤在弃宗弄赞王时之上。曾经东侵中国的青海及金川，常寇中国边境，甚至一度使长安陷落，南方则征服印度的孟加拉湾。

但是，他的主要精神，还是致力于佛教的兴隆，故向中国及印度礼聘僧侣，从事经典的输入与译出。先聘中国和尚二人及迦湿弥罗的阿难陀（Ananta）翻译经典；又遣巴沙（pah-sa）赴尼泊尔，于唐玄宗天宝六年（西元七四七年）遇善海大师寂护即延请入藏。当时藏中佛法尚属初行阶段，旧有的棒教信仰仍盛，僧众亦无一定的规范可言，寂护感觉弘化不宜，故又返回印度。不久再受藏王之请，驻藏十五年中，贡献良多。寂护的师承属于中观清辨学派之一别系，与唯识学派也有渊源，但他为西藏带来中观派的论书，并且自己着有《二谛分别释》，宣扬中观之教法。

从史实中考察，寂护是一位学者型的宗教家。所以当他入藏，正值西藏的恶魔逞凶，雷电震动天地，降雹损伤农作，发生饥馑，疫疠流行。藏王请他降魔，他则回说：「我一生只专心致力于济度众生，故无降伏幽鬼恶魔之妙力。然若不将幽鬼与妖魔予以惩罚降伏，如何能建佛殿？欲成就此事，须从乌耆延那（乌仗那Udyāna）聘请莲华生上师（Padma-saṃbhava）来藏，他不仅能退治生死大海中一切灵鬼罗剎及八种妖，并通一切陀罗尼（Dharni）秘法，若能得此知识，一切幽鬼，可以退治了。」

藏王遂派二人往西北印度的乌耆延那，招聘莲华生上师入藏，抵达拉萨之时，藏王厚礼相迎。

莲华生大师

西藏原有的棒教，乃系神鬼崇拜及巫术符咒信仰的宗教，故对寂护的理论实践的佛教不易接受，莲华生大师是一位密教的大成就者，他为西藏带来陀罗尼及真言仪轨，以神咒降伏恶魔妖魅，神通广大，所向无不敬服。同来有其弟子二十五人，均能降魔伏妖，各化一方，这也正好投合西藏原始信仰的囗胃。他不反对棒教，却为民间的疾苦以神通来解救；当其施救之后，仍不自炫恩德，务使民众自然产生对佛教的敬仰之心。故能不恃强迫，而导民众皈依佛教。他对藏人施恩，对藏境作恶的鬼灵加威。所以他以神通威力摧伏外道，护持佛法，厥功甚伟。

莲华生的学承系统不明，据近人吕澄推测：「后世为之史传者，因附会其辞，涉于荒诞，于莲华生学说传承，反无著录；又莲华生自身亦无著书表见。今以寂护特相援引之一点观之，所持学说，或即中观而兼密乘者，后人谓之中观自立派（清辨系）是也。」（《西藏佛学原论》二三页）

据各家的西藏佛教史，一般多以莲华生大师为西藏古派密教的初祖。所谓古派，便是红教的宁玛派（Rñin-ma-pa），因为莲华生自己集译出有〈金刚紧行根本咒〉，他的弟子巴尔杰桑吉（Dpal-gyi-seṇ-ge），又为之开讲〈空行母火焰炽盛咒〉。（参考望月氏《佛教大辞典》三六一三页下）

但据吕澄的考察，却说：「此说难信。盖藏土密乘流布犹在此后，则以印度学者法称、净友、觉寂、觉密等相继北来，广译密典，兼传其学。……旧派密学，实自此始。」（《西藏佛学原论》二三页）

神异事迹

莲华生既是一位神异卓著的大师，因此有关他显示神通的记载很多，现在抄录如下：
（一）当他初入藏境，在堆隆谷地方，大臣及许多人来迎接拜谒，因为该地缺水，莲华生大师以杖拄地，地下便涌出了清泉。
（二）一日莲华生游行某地，遇一厉鬼，狞恶无比，飞遣两座高山，要将大师压杀于山峡之间，师以神通飞越，超过山谷之上，并诵真言，将鬼制伏，不复为患。
（三）又有一次在某地方，有一条龙，突然降临，现极大身，飞雪雨雹，向师攻击，大师一面囗诵〈六字大明咒〉，一面用手去接，龙身忽而缩小，落在大师掌中，挣扎良久，不能脱离，只得乞命皈依三宝，大师为他咒愿之后，龙复本身而去，从此以后，该地再无雪雹之灾。
（四）又有一次，遇到一鬼，以种种轮杵等的兵器，挟着阵阵的大雪，打掷大师，师乃作法，化积雪为一湖，鬼失托足之所，便落湖中，还想竭力逃脱，师又使湖水沸腾，厉鬼的骨肉因此糜烂不堪，但他尚要逃遁，大师又用金刚杵击伤鬼眼，鬼乃皈命哀求，师为说法之后，才放他向空而去。
（五）另有一个幽灵，欲害大师，化为大白牦牛，引诱大师乘坐其上。大师自然知道，故当牛怪正要害师之时，师已飘然升空。牛怪却如绳捆索缚般地动弹不得了，良久始化为白衣少年，乞命皈依。大师即用梵音为之说法，令其欢喜而去。
类此的传说，很多很多，这在宗教经验上说，也是不容置疑的现象，所以站在宗教的立场，不宜将之视为无稽之谈。

桑鸢寺的僧制初建

吃[口*栗]双提赞王在寂护与莲华生的指导下，便于唐玄宗天宝八年（西元七四九年），仿照中印度的欧丹富梨寺之模式，在拉萨之东三十英里处，建造了桑鸢寺(Bsam-yas又有译为桑耶寺）。此系一般的通说。

又见陈天鸥的《喇嘛教史略》一三页说：「此桑耶佛殿的构造，据传其下层肖土伯特（即西藏），中层肖唐，上层肖中印土。中供三世佛，四面四隅，象四大部洲八小部洲，荟萃驱魔之咒，日月之象。」又说：「自王年二十二岁时兴工，至三十四岁时始成。」这一说法，是以桑鸢寺的建筑艺术，为中国、印度、西藏三地文化的合璧，费时十二年，亦可知其雄伟。据说，当时的建筑基地，今日犹依稀可辨。

桑鸢寺落成之后，依寂护的指使，向印度聘致持律比丘二十人，如律建立僧伽；复选藏土优秀子弟七人，从此二十人僧伽禀受具足戒，并且送往印度学法，以备后继有人。在此之前，藏土尚无律制的僧伽，所以此为西藏僧制建立的滥觞。由于寂护及印度请来的二十位持律比丘，出家戒均采用小乘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因而西藏的比丘律，迄今仍然沿用说一切有部的律藏。

据望月氏《佛教大辞典》三六一三至三六一四页称，在此期间，另有寂护的弟子迦摩罗什罗（莲华戒 Kamalaśīa）及毗庐遮那罗怯怛(Vairocana-raksita)等，应聘自印度入藏，从事翻经，宣扬佛教。其中特别是迦摩罗什罗，着有《中道庄严释》等六种论书，鼓吹中观思想，并与中国的大乘和尚辩论而获全胜。毗卢遮那罗怯怛着有《八苦分偈》及《发信明灯》等书，并与湿连怛罗菩提（Surê-ndrabodhi）共同译出《华严经》，以扬显教。

从译存于藏文藏经丹珠尔论部的觉密与吃[口*栗]双提赞王及臣庶函件中，知道当时本可延致印藏英才如遍照（Vairocana）、龙幢（Klu-yi-rgyal-mtshan）、智军等入藏土，但以藏王过于持重，致未成行。

又据金山正好的《东亚佛教史》一八一页称：在此期间，另有印度学者毗摩罗弥多罗（Vimalamitra）及西藏学者曲其南巴（Chos-Kyi Snan-ba）等译出佛典；巴尔丘拘（Dpal-brtsegs）等撰写译经目录，迦湿弥罗的耆那弥多罗，规定了僧制。由于这些大德的努力，佛法便迈向于隆盛之途。

拉萨的论争

在此时期，因了汉僧及梵僧的会集西藏，彼此所学的渊源又不尽相同，所以发生了摩擦。汉僧在藏讲学的时间较久，其时势力颇盛，为领袖者被称为大乘和尚（Mahāyāna Hoa-Śan）。）。据《西藏佛学原论》二二页至二三页说：「其人持说，近似禅宗，以为直指人心乃得开示佛性，依教修行均唐劳耳。以是流于放逸，全无操持。此与寂护新建律仪之宗教，适相乖违，诤论嚣然，久莫能决。时寂护弟子莲华戒来藏，精通中道，雅善因明。于是藏王集众，使两家议论，定是非。莲华戒陈词破难，和尚无以应答，遂放还汉土，自此藏土中观之学，遂代禅教而兴矣。」

此在西藏佛教史上，是有名的「拉萨之论争」，起于唐德宗贞元八年（西元七九二年），大乘和尚一若中国传统的型范，主张大而化之的顿悟直指，贬斥思虑分别的教义演绎。可是，顿悟直指之法门，只合于心领神会的默照点破，若要拿到论场去争一个高低，就派不到用处了。至于印度来的寂护弟子莲华戒，恰好是从辩论的环境中长成的，印度佛教，自世亲、僧护以下，无不注重论辩的技巧，莲华戒精通因明的的论法，所以用他得意的论法，判断正误，善守善攻，组织紧密，无懈可击。结果，大乘和尚的败北，乃是必然的下场。

不过，根据近代学者的研究，当时的大乘和尚虽在论场上败下阵来，禅宗的影响并未因此即在西藏消灭。因为由西藏的历史书中，对于禅宗也有记载，知道达摩大师的禅，是源于摩诃迦叶，从达摩数到大乘和尚，则为第七祖。（见中村元《西藏人的思惟方法》一○二页所引）

从此之后，西藏的佛教，即以印度晚期主知的佛教为主流。论理的性格极强，对因明论书的翻译，竟达六十六种，其中有六十三种未被译成汉文，可见汉藏佛教之间的偏重与偏轻之所在了。

四、佛教的隆盛与破灭

徕巴赡王与甥舅碑

吃[口*栗]双提赞王时代，佛教虽已盛大，然其仍为草创阶段，例如传译经籍，多恃口传而无写本，改易脱落，势所难免，有待改订之处甚多。而且当时的入藏诸师，体多衰迈，不胜繁剧。但是这位第三十五世的藏王，对佛教的贡献之大，及其武功之盛，已超过前代诸王，故为西藏人奉为转轮圣王，且以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可是，再传三世，到三十八世藏王之际，始臻于前传佛教的巅峰。

这位三十八世藏王，便是吃[口*栗]徕巴赡（Khri-ral-pa-can），他的在位年代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或元和十二年）至唐武帝会昌元年（西元八一六〔或八一七〕─八四一年）。当他即位之初，尝寇中国边境而获胜利；和平解决之时，汉藏双方曾两度结盟立碑，第二度所立的「甥舅联盟碑」，即在徕巴赡王之世，那是唐穆宗长庆元年（西元八二一年），一说是长庆二年（西元八二二年）。当时所立石碑，现仍存于拉萨，唯以年代久远，字迹已剥蚀不可辨认，现将竺竹君抄自英伦皇家博物馆的两座碑文之一的古抄本，照录于下，用供参考：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圣神赞普，甥舅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契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大节留传知于后也。文武孝德皇帝与神赞普德之黎赞升下，二圣睿哲，鸿被晓之。今永化亨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计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治之绩。兹观同心，以伸邻好之义，共成厥美。令蕃汉二国所守见官封疆。洮岷之东，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土地，彼此不为杀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疆或有积阻，捉生问事，设给以衣粮放归。令社稷山川无扰，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义，苦难每须通传，彼此相倚，二国常相往来，两路所差，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洮岷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须令甥舅亲近之体，使两界烟尘不闻，同扬盛德之名，频无惊恐之虑。行人撤备，乡土俱安。礼无相扰之犯，垂恩万代，则称羡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于汉国受乐，兹合其大业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当三宝及诸圣日月星辰之下，且陈形俱为盟。设此大誓约，如有不依此誓，蕃汉背约破盟者，来其祸殃也。倘倾覆以及动阴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首告立，周细为文。二君之德，万载称扬，内外蒙庥，人民咸颂矣。 （见于西元一九六五年《星期杂志》七五期）
碑文中有对「三宝」盟誓的记载，足征此王虔信佛教。据说他对三宝的恭敬，甚至用他自己的头发，剪下制成坐具，奉献僧宝为座，所以因此而得了徕巴赡之名，此名含有「有发」之意。由他的虔诚提倡，西藏佛教及其翻译事业，便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译经事业

徕巴赡王有鉴于历来译成的佛典，未臻完美，故派使者往印度广事体请延揽，并集藏土英俊，从事协助。于是群贤毕集，印度学者有胜友(Jina-mitra)、戒帝觉（Surendra-bodhi）、施戒（Dāna-śila）、觉友（Bodhi-mitra）、吉祥帝觉（Śilendra-bodhi）、喜庆戒（Ananta-Śīla）、金刚戒(Vijaya-Śila) 等有名可考者不下二十人。西藏学者则有宝护、法性戒、智军等人，共计著名者总在三十人以上。

他们是采用严格组织的译场制度。尚未开译前，首先厘正译语，凡为前代未经译传或译不雅训的，均加补订。乃就大小乘诸典所出各种名及字，审定其译语结构，悉使与文法吻合；遇有难解的，便分析其用语，以因明论法加以解释后，再作为记录；若有不能说明的，则随其语性之所适，用意译翻出来后，再修饰其藏文的用字；若有已经适如原意而定名者，也在文字方面，加以精炼。由此厘定名和字而编纂成书，那便是有名的梵藏对照大辞汇，叫作《翻译名义大集》（梵名Mahāvyutpatti）。

胜友等完成了这部《翻译名义大集》之后，奏请藏王颁行，便用以校补经部的各种旧译本，自《大般若经》初分及三四分等，依次出经极多。论部则增译大乘要籍，例如众所熟知的龙树、提婆、马鸣、弥勒、无着、世亲诸大师的论著，因而悉见流布于藏土，现存《西藏大藏经》中的显乘要籍，大半系由此时译出，间有旧本亦经校订。

在此时期，佛教虽屡经提倡，传统的棒教势力仍强，且影响于佛教之处极多。经寂护创建以来的僧制，不但未能够普及，反受习俗感染，戒律濒于废弛。此时为谋根本改革，一方限禁密教典籍的传译，以杜传统的神鬼信仰，藉密教的流布而使佛教腐败；一方则创行完密的戒律，故从印度通行之说一切有部，译出全数戒本毗奈耶十七事及其律论，作为整顿僧制的准绳。

当时译出的大乘经中，主要者有《法华经》、《阿弥陀经》、《华严经》、《维摩经》、《大日经》等。至于论典，可以现存于《西藏大藏经》中的部数做一对比，现抄吕澄《西藏佛学原论》二五页所列的一表如下：

喇嘛及厚供
徕巴赡王之世，由僧制的整顿进展到僧阶的确定，王室将僧位区分为师弟三等，自上而下即是喇嘛、禅修、弟子。喇嘛的原意为上师或长老，此到本书第六章另详。师弟三等，均由政府供养，规定民间：「以五户之租，岁给一僧，俾得安心修道，不事旁务，而僧伽律仪，自趋整肃。」（《西藏佛学原论》二六页）；一说：「每人予平民七户，供衣食之资。」（章嘉《西藏佛教略史》）如此供僧的规定，固见藏王的虔敬，但也不难窥知人民的负荷之重。

因此，史中虽称：「由是藏地全境，俱享康乐。」（章嘉《西藏佛教略史》）但在民间，亦不免有些怨言，于是虔敬僧宝的藏王，便下诏书：「人民严禁蔑视圣僧并指摘嘲笑。今后如有犯此者，应挖其目，切断其指。」（陈天鸥《喇嘛教史略》一七页）如其属实，则用刑罚来禁民众辱僧，此一办法的本身，就已该受检讨。由此引起国民的不满，再加上传统棒教信仰者的仇视，遂有弒王灭佛的大悲剧产生。

但是，这位护法的君王，确以轮王的政治，化治藏民，用十善业道教导人民，同时也能以身作则。人民受惠，必系事实。又例如采用唐朝的大衍历法，创始国家的史记，均为伟大的措施。唯其当时的诸大译师，所学皆宗印度的晚期佛学，师法精严，由七众律仪，益以瑜伽菩萨大戒；次及五明，而为大乘之集成，次第井然，博大高明。故其绝非一般民众所能接受，何况禁止密乘典籍的传译，与传统的棒教信仰，格格不入。由此诸种因素的聚会，便促成了朗达磨的灭佛运动。

朗达磨破灭佛教

吃[口*栗]徕巴赡王以新制养僧，僧数激增，民间不无因苦于重税，影响生计，怨恨不平，对于佛法遂起反感。王之左右，于信佛大臣病逝后，便要求国王，停止养僧，阻挠弘法，王乃郁郁以终，一说系为王弟朗达磨的党羽所弒。

接着继承王位的，便是朗达磨王，这是一位棒教徒。当他即位后，藏土发生饥馑，兽瘟天灾，相继出现。朗达磨王藉此机会，利用民间怨恨僧侣的心理，便将一切灾祸的原因，悉数归咎于佛教，因对三宝展开残酷的大迫害：禁止翻译、焚毁经典、摧破佛寺佛像、勒令僧侣还俗、强迫成为屠夫及猎户，凡不从命者，均遭屠杀，极尽暴虐之能事。几将提赞王百年以来之培养，及徕巴赡王念载之盛业，毁于一旦。

当时的僧侣，闻风而逃避邻国他乡者，不乏其人，就中有名的有逃往敦煌的法成（Chos-grub），他照常从事译经工作，由梵文译成藏文的有《诸星母陀罗尼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另由汉文转译藏文的有《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贤愚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等；又为谈迅、福慧等人，弘讲《瑜伽论》；法成自己也着有《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自称藏土为「赤面国」，历记西藏佛教的史事兴衰。

再说朗达磨王的灭佛运动仅仅五年，至唐武宗会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即为喇嘛吉祥金刚（Dpal-gyi rdo-rje）刺死。

恶王之死

关于此事，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吉祥金刚当时正在山间幽谷的洞窟中，修行三昧，忽有一位空行母在前出现，并对他说：「藏土能在佛教中表现功德者，舍汝莫属，朗达磨王以残酷手段谋将佛教灭绝，今杀此非法者的时机已到，吾与汝同在，莫恐怖。」空行母言毕即隐。吉祥金刚闻悉朗达磨的破佛罪行，生起无上的大悲悯心，若不杀此恶王，他将继续造作重罪，也将增加未来的地狱苦报，为了使他不能继续破佛，故以大慈悯心，方便将他刺杀。

吉祥金刚找到一匹白马，用颜料将它全身涂黑，自己则穿上一件黑面白里的外套，贴身藏了弓箭，骑马来到布达拉宫之前，表演奇妙的舞蹈之戏。恰巧此时的朗达磨王，正在宫前，阅览「甥舅联盟碑」上的文字；吉祥金刚且舞且行，低首为礼，行近国王；他一共低首三次，初次搭箭上弓，二次张弓待发，三次低首时，囗中朗诵：「风环地，地环水，水灭火，金翅鸟胜水龙，金刚石穿宝石，天神制阿修罗，佛陀胜狮子王，我亦如斯杀非法之王。」言毕对准王胸，猛射一箭。王大声而呼，两手拔箭，倒地而亡。吉祥金刚立即将外套反穿，趁着众人混乱之际，策马而逃，途中经过一湖，又将马身所涂的黑色洗去，变成了白衣白马之人，逃过了追骑的眼目，到达安全地带。

可是，朗达磨王死后，佛教并未能得复兴，倒是因了王被喇嘛刺杀，王的亲信，更加迁怒于僧徒，或被捕杀，或自逃亡，藏境僧人无一幸存。这么一来，佛教文化固被灭除殆尽，一般文化亦同遭厄运。且于朗达磨王死后，诸子争立，累年相争，战乱不已，藏境局势，复由统一而成为分崩状态，群雄割据，彼此杀伐。于是，全藏陷入黑暗时代，约百年之久。其间纵然有人图谋佛教之复兴，亦因内乱受阻，故在此一阶段，西藏民间，几乎已将佛教遗忘。

此一破佛运动，其时间适与中国唐武宗的会昌法难相先后，两地的毁佛因缘，亦如出一辙。但藏土佛法传播未久，根柢不深，骤然遭此无情的打击，为时之久，创痛之剧，则远甚于会昌法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