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奇人南懷瑾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第35期（總第318）奇人南懷瑾

南懷瑾：亦儒非儒，是佛非佛

一個人的一生，做完三件事就可以回去了。哪三件——自欺，欺人，被人欺。南懷瑾曾經這樣感慨。

2012年10月1日深夜。蘇州吳江市，在他一手創建的太湖大學堂裏，「護持工作小組」尚在忙碌中。過會兒，學堂官網上即將推出紀念專題，正式公布：南懷瑾先生已於壬辰年八月十四日（西元2012年9月29日）下午十六時廿六分，在太湖大學堂安詳辭世，壽終正寢，享年九十五歲。

祭奠儀式已在9月30日舉行。通過學堂嚴守的黑柵鐵門，向右前行數百米，記者被勒令止步7號樓前。樓下一層側門內，是平日南懷瑾與弟子們講習的大堂，如今設置成靈堂。

靈臺上，一尊金身菩薩手指上方，一幅黑白照高懸：他側身而坐，手執香煙。

關於他的爭議不斷。緬懷他的人，心中也有不解之謎，「為什麽當年在臺灣，他正值盛名，卻要突然赴美？」「為什麽定居大陸後，即使修建過金溫鐵路，也不見他回歸故土？」

他身邊的一名弟子說，「他一不喜聞香，二不喜花香。活著時，十方來求。現在，他終於可以安息。」

勉強算是小學肄業

「走前兩周，他才想到讓弟子們聽他口述立傳，已經晚了。」陳士強嘆息。退休前，他是復旦大學出版社編審。1990年，經復旦一哲學教授牽線，南懷瑾授權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其《禪海蠡測》、《論語別裁》等二十多部著作在大陸的單行本，陳士強是這套書的責編。

但直到1997年，他才在香港中環第一次正式拜訪南懷瑾。那年年底，《我讀南懷瑾》也由他編輯，該書作者是時任《海外文摘》雜誌社副主編練性乾。

練性乾的書出版後，招致南懷瑾一些弟子不滿。有人因為書中觀點而寫信質問練性乾，例如——「在我看來，經過幾十年努力，南老師實際上已經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教派’，也可以說是一個‘獨立王國’，一個精神上的‘獨立王國’。這個‘獨立王國’，沒有國土，沒有疆土，沒有組織，沒有法律，什麽也沒有，但卻有許多‘臣民’。」

「學生對老師充滿崇敬，乃至頂禮膜拜，能夠被理解。但我認為，練性乾寫得比較客觀中立。」陳士強稱，南懷瑾逝世前，理應接受這本書，「否則，他在上海番禺路開辦的金粟閣，不會長期銷售它。」

書中，練性乾以「亦儒非儒」、「是佛非佛」、「推崇道家又非道家」，作為第五、六、七章的標題。

1918年農歷二月初六，南懷瑾生於浙江溫州樂清縣翁垟鎮地團村。其父辛勤打拼，經商為生。

6歲上私塾，讀四書五經。「只在縣小學插班讀了最後一個年級的課，拿他自己的話說，自己一輩子連張小學文憑都沒拿到，勉強算是小學肄業。」

此時，陳士強也承認，南懷瑾沒受過學堂正規教育，為日後其學說遭遇批評埋下伏筆。盡管他曾力挺南懷瑾。

後來，父親將他送到離家五六裏的山上的家廟裏苦讀。「平時不準他回家，隔三岔五給他送一些好吃的東西……這種獨特的管教方式，也許是他日後特立獨行、桀驁不馴性格形成的原因。」練性乾寫道。

晚年，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一次演講中，南懷瑾說，年輕時算盤打得不錯，可一想到若從此撥弄算盤珠子，他便不肯繼續。恰好一位同鄉回家度假，跟他說道，杭州浙江國術館公費招生，管吃管住，兩年畢業後，可分配各地做武術教官。

1935年夏，盡管已娶了姨表姐王翠鳳為妻，生下長子舜銓，他還是毅然與同鄉相約，「從溫州坐船到上海，又轉火車去杭州」。

第一次閉關前後

1937年，南懷瑾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浙江國術館，獲得武術教官資格。這時，他已有次子小舜，卻未謀得差使。

不久，抗戰爆發。他來到川康邊境的大小涼山地區，辦起了「大小涼山墾殖公司」，自任總經理兼指揮團總指揮。

之後，據南懷瑾說，當時四川處於地方勢力掌控之下，與蔣介石領導的中央政府矛盾尖銳。他是浙江人，又在大小涼山拉起一支隊伍，地方勢力懷疑他是國民黨指派，而重慶特務機關也有收編他的意思，「受到兩面夾擊，不到一年，就放棄墾殖公司，回到成都」。

在成都中央軍校軍官教育隊，南懷瑾擔任過武術教官和政治指導員。來自四川都江堰市委宣傳部的王國平，正準備為南懷瑾寫傳。他曾撰文寫道，「道學泰鬥」王家祐生前與他閑談說過，「以前靈巖寺中有個靈巖書院，我在裏面讀了幾個月書。我還看見南懷瑾也在山上，每天背把劍，在空地上習武。」

靈巖寺位於四川青城山，南懷瑾在那裏結識袁喚仙，從忘年交成為師生。袁喚仙人稱大禪師、大居士，與佛門大德虛雲和尚齊名。「南老師拜在袁喚仙門下之後，改變了他一生的道路。對那些旁門左道的東西，已沒有太大興趣了，軍校武術教官的工作也不放在心上了，而是專心致誌跟袁喚仙學佛學禪。1942年冬，袁煥仙出關後，到成都成立維摩精舍……南老師辭去了中央軍校的教職，追隨袁煥仙。」

1943年秋，南懷瑾辭別袁煥仙，獨上峨眉山，來到中峰頂上的大坪寺，第一次「閉關」修行。「寺廟的規定，在這裏閉關必須當和尚，要削發，要穿僧衣，南老師接受了，只是沒有受戒。在這3年中，南老師獨處幽室，與外界斷絕一切聯系，埋頭閱讀了《大藏經》……這就為他日後被奉為‘禪宗大師’奠定了基礎。」

練性乾在書中還提及，幾十年後，昔日大坪寺的師兄弟希望南懷瑾能出資重修寺廟，卻被拒。

「我想大概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南老師熱心鉆研佛學，傳播佛學，但他對純粹的宗教活動並不熱心，他認為那是宗教界的事，他不想涉足宗教界，他要保持一定的距離。」練性乾寫道，「南老師學佛信佛，但他不進入佛門，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南老師不願意受佛教裏的清規戒律的約束，南老師說，‘純粹的宗教，那種拘束是令人不好受的。’……南老師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在待人接物中，在同別人言談或書信往來中，非常講究禮儀，非常註意遣詞造句，真個是文質彬彬，儒者風範。但他平時在閑聊中時，往往是口無遮攔，他經常罵人，有時候罵得很難聽；他喜歡講笑話，什麽‘犖的’、‘黃的’笑料，他一點也不避諱，包括有女士在場。」

1970年代就在臺灣緊隨南懷瑾的弟子劉雨虹在《南懷瑾側記》裏也提到，1961年春，南懷瑾參觀承天寺，與寺裏廣欽老和尚相逢。廣欽和尚曾勸他出家，他卻認為，「出家與在家，都只是表象不同而已。」

南懷瑾在臺的另一名弟子、老古文化事業公司第一任負責人古國治說，南懷瑾剛回上海時，有不少學佛者求見，「見面後都對他說，‘上面放光’，或是這裏有異樣等等」，古一會兒比劃上空，一會兒裝撫肚皮，「你說他煩不煩？他常講那些根本不是佛法。最後，他只好貼出公告，要見他的人必須通佛法的一經一論而且能打坐3小時。」

「南老師罵人也好，講笑話也好，都離不開一個目的，教他的學生怎樣做人。」傳記中，練性乾「不揣冒昧」地直言，南懷瑾的「佛學」就是「人學」。

為什麽選擇臺灣

1947年，南懷瑾回到樂清，與家人重聚，這也是他與雙親最後的團聚。

他的弟子、作家魏承思在《兩岸秘史50年》中說，當晚，南懷瑾睡在父親房中。半夜，其父不能成眠，忍不住問他，如今天下大勢究竟如何？南答，共產黨一定統一中國。其父驚起，抓起他的手問，你是否共產黨？南說，不是，但如今也不管國民黨的事。超然出世，不求聞達。其父問，既如此，你何以認為共產黨會統一中國呢？南答，大勢所趨，理由很多，一言難盡。

他表明心跡，此次回家，正是想帶全家人一起走。其父長嘆一口氣說，我素來不喜歡出門的，外面語言也不通，就留在家裏聽天由命吧。但你打算上哪兒呢？他說道，有3個地方可以選擇，臺灣、香港，或新加坡。

1948年，南懷瑾來到臺灣，考察3個月後，返回杭州。次年2月28日，趕在臺灣實施出入管理制度之前，他匆忙趕到臺灣，一待36年。

南氏弟子們都知道，早年，南懷瑾與國共兩黨皆有接觸。陳誠是他的同學，戴笠是他的好友。從峨眉山下來時，有人曾勸南懷瑾借此關系，組建文人黨，而他「不願卷入政治漩渦」。至於共產黨思想——他做政治教官時，馬克思的書非看不可，「所以深懂」。

「他已預見如果留在大陸，弘揚中國文化的路子走不通。」古國治認為，這是南懷瑾選擇臺灣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南懷瑾在臺灣輔仁大學講授《易經》及《中國哲學史》，古是該校哲學系學生。

練性乾在書中指出——「他怎麽也不會留在大陸迎接解放，這一點是肯定的。雖然他不是國民黨的要員，但他畢竟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了幾十年，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人事關系上同國民黨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曾經在成都軍校當過幾個月的武術教官，並接受過政治訓練，自認為是蔣介石的學生；在西南的時候，國民黨的西康行轅主任賀國光，曾送給他一‘少將參議’的頭銜，雖然這完全是頂沒用的帽子，但在南老師心裏，共產黨來了，這頂帽子足以使他掉腦袋。還有，從政治思想上看，他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盡管不滿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卻決不會跳出這個營壘反戈一擊。」

到臺灣後，南懷瑾最初棲身基隆海濱一陋巷裏。他設想過後路，「萬一臺灣守不住了，共產黨來了，就再跑。找一個小島，在那裏住下，做點生意」。1950年代初，他與人合夥開起公司，起名「義利行」，從琉球到舟山往來運貨，進行買賣。

在基隆，他娶了第二位妻子楊向薇，東北人，信奉回教，後與他生下兩男兩女。家中原配打聽到他在基隆落腳後，也攜子找來。直到義利行生意慘敗，舉家度日艱難，母子才無奈折回家鄉，從此天各一方，80年代初才在香港相見。
1973年，楊向薇在兒子國熙赴美讀書4年後，也前往美國，一去不回，結束與南懷瑾的婚姻。

古國治說，「我想，她做這個師母應該很苦。家裏沒錢，一天到晚還聚集了五湖四海的人，她都要來照顧。做南懷瑾子女，心情也是五味雜陳。孩子想見爸爸，想和他談談心，但見他需要預約，有時還會被推掉。他的身邊總有客人，總圍著學生提問，即使見著面，也沒時間說上幾句話。」隨後，他為自己的老師辯解，「他不是無情，而是舍掉親情——為中國文化事業，他把個人一切都舍掉了。」

在臺灣走紅

整個50年代是南懷瑾在臺的困難時期。1955年，他發表《禪海蠡測》。有弟子記得他寫作時的窘態：一手執筆，一手抱起孩子，還要兼顧搖籃裏的嬰兒。該書出版後，5元一本，乏人問津。

魏承思透露「最初，南懷瑾在臺灣航聯主席楊管北家的‘奇巖精舍’給何應欽、顧祝同、蔣鼎文等一批文官武將講授中國傳統經典，也教他們太極拳一類的運動強身健體。1963年開始在大學授課。先是張其昀創辦的文化大學。這是臺灣第一家私立大學。」

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南懷瑾在臺事業的鼎盛期。1966年，應蔣介石、蔣經國之邀，他在臺灣三軍各駐地巡回演講。在高雄崗山空軍基地講《中庸》時，由於傾心儒學及王陽明學說，蔣介石曾親臨現場，「前設布簾，坐在幕後聽」。

1970年3月22日，「東西精華協會」在臺北召開成立大會，會上，南懷瑾作為主席演說，「本會的宗旨是國際性的，以不營利、不牽涉任何政治活動為原則，以達成人類社會慈善福利，而以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為目的……」

協會曾面臨經費不足。當時南懷瑾的弟子李淑君在臺大經濟系念書，有一次，她拿著協會資料在課堂上募捐，上課教授當場捐了500元。此人就是李登輝，「好多年之後，這件事卻成了南老師和李登輝一段重要關系的因緣。」

1971年5月，「東西精華協會」遷至臺北連雲街「蓮雲禪苑」4樓，學員由原先三十多人增至六十多人，南懷瑾授課內容也由禪學擴至傳統文化其他領域，先後講《論語》《莊子》《楞嚴經》《瑜伽師地論》及中西醫理。

1970年代中期，「老古出版社」（老古文化出版公司前身）成立後，《論語別裁》隨即問世，「在臺灣出版界引起一陣轟動」。

「在臺灣，我們從小到高中，必須要背《論語》。一些老師講解它時，講得枯燥乏味，跟生活沒法結合。為了應付考試，我們又不得不背，不得不讀。」古國治談起《論語別裁》一炮走紅的原因，「南老師的書出來後，就與以往不一樣。他的解釋能與現實結合，講課風格靈活生動。」

在他看來，當時不乏研究國學的知名學者，香港的錢穆先生，臺灣的牟宗三、唐君毅等人，「每個學者都有各自專講的學術範圍。南老師是儒釋道都講，配合文史哲，再加上自己的人生經驗，講得讓人信服。」

不過，批評他的人一直都有。「他講課時天馬行空，有些典故引用不對，老實說是有的。學術界的人很嚴謹，要求講話要有根據，他們會以學術規範來看待他。關鍵是南老師是不搞學術的，關於考據的事情他一概不管，他只管道理。」古國治這樣說。

盡管對南懷瑾的書稿作過刪節，也曾對其《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持不同意見，但陳士強不贊同南懷瑾去世後，網上呈現出的兩極評價，「一邊把他捧得過高，一邊把他貶得過低，都很極端化。」在他看來，學術有如一座金字塔，有人站在塔尖，「南懷瑾是站在塔底，做普及性工作。」

為什麽離開臺灣

1976年底，南懷瑾選擇在臺北鬧市區，進行人生中第二次閉關。1979年出關後，成立「十方叢林書院」的佛學院，正式掛牌招生，創辦《知見》雜誌。

魏承思在《兩岸秘史50年》中說：1981年，南懷瑾搬進了臺北信義路二段復青大廈。這是一座12層的大樓，他購下從5樓到12樓的所有樓層，開始在這裏大規模傳道弘法，聞風而來的各界人士越來越多，其中元老班更是將星閃耀，紅極一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升上將、「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一級陸軍上將劉安琪、調查局長阮成章等，都成了南門弟子。5樓講堂則聚集著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包括了李登輝的兒子和媳婦，李傳洪、蘇誌誠等人。

「當時，南懷瑾的寓所門前經常停著一二十輛高級轎車，便衣安全人員也不敢疏忽，整夜在外巡街保衛。這批文官武將聽課之余，便在這裏談天說地，縱橫議論。碰到晚飯時分，大家就坐下來圍成一桌，無拘無束地邊吃邊聊。有一次，王升戲稱南寓像大陸的‘人民公社’。此後，這個說法就一直流傳下來。」

「開辦這個特別班，是他們主動要求的，南老師沒辦法推卻。」古國治記得，這個班的學員，每期十人左右，「他們主要請他講謀略。他編了一套‘正統謀略學’，春秋開始，兵法眾多，他將這些全部歸入其中。」然而，也是這個特別班，導致南懷瑾最終離開臺灣。

魏承思在書中透露，在南懷瑾那裏聽課的文官武將越聚越多，風聲難免不傳進蔣經國的耳朵，政界免不了飛短流長。1983年，臺灣發生震動當時政壇的大案，即「十信」案。「十信」是臺北市第十信用社的簡稱，國泰財團屬下的一間金融機構，主持人是臺灣首富蔡萬霖長子蔡辰州。此人活躍社交界，也常來南寓聽課，並與王升的門下拉上了關系。蔡辰州在這些人支持下當上了立法委員。「十信」舞弊案曝光後，不僅他下馬，也波及一批政界要員，其中就有「特別班」學員，如王升、蕭政之等，「凡與南懷瑾沾上點關系的大員紛紛失勢」。

不久，即有高層人士通過南懷瑾的學生傳話，蔣經國說他是「新政學系領袖」。南懷瑾得知後，當場對身邊人說，「這個話很重要，我要走了。」

1985年7月5日，南懷瑾帶著幾名親近弟子前往美國。

在美時，南懷瑾內心終究不暢快。練性乾在傳記中寫道：「他把自己看作一個過客，而沒有計劃要在美國紮根下來……這裏不是他自己的國家，加上他對美國向來沒有好感……對美國的政治，南老師也很不贊成，對西方特別是‘民主自由’、‘人權’、‘人道’，南老師認為，這些名詞都非常好聽，實際上都是亂七八糟，亂扯。什麽是人權，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中國的人權思想的確另有一套，都包括在中國文化義理之中。」

「天下大事根本沒有秘密可言」

1988年1月13日中午，蔣經國逝世。17天後，在美國隱居3年的南懷瑾突然途經日本抵達香港。2月5日淩晨3點，南懷瑾突然接到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副主席賈亦斌的電話，說是要來拜訪老友。

魏承思書中說，南懷瑾與賈亦斌是當年成都中央軍官學校的老同事。南是政治教官，賈是戰術教官，「賈亦斌後成為蔣經國麾下的一員愛將，又是第一叛將。」

當天晚上，兩人見面談了一晚，話題不離海峽兩岸關系。南懷瑾索性一語點破，「你說是來看我這個老友的，但談來談去都是這些政事。如果你要我回臺灣去為你們做說客，是不行的。一來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根本不想這些事；二來我原就與蔣經國沒有什麽關系，現在是李登輝當家，我與你一樣都是外省人，與他更沒關系了。」

「此刻，賈亦斌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接著說，我們知道李登輝是很尊重你的。」

賈亦斌在香港停留近一個月才離港。其間，「與南懷瑾先後有過7次晤談」。1988年4月21日，南懷瑾再次接到他的電話。這次，賈亦斌為他帶來一個朋友：時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入屋坐定後，他反復向南懷瑾表示，北京有誠意與臺灣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國家統一問題。4月27日，賈亦斌與楊斯德告辭回京，「帶走了一套與南懷瑾的談話錄音，準備向高層領導人匯報」。

他們走後，南懷瑾即令身邊弟子將同樣一套錄音帶回臺灣，並親自打電話給蘇誌誠（臺灣前「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告知一切，請他快派人過來。

2002年，時任臺灣《自由時報》副總編輯鄒景雯出版《傳略蘇誌誠》一書。書中提到，1990年，蘇誌誠首次赴港，奉李登輝之命，邀請南懷瑾回臺灣一趟。同年9月8日下午，南懷瑾回到臺灣，當晚與李登輝在官邸書房見面，作陪只有蘇誌誠一人。「南懷瑾對他說古道今，縱論天下以及和平統一的民族大義，也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他最後說，你先不要管大陸出兵不出兵，蔣家把天下交給你，他們是自己打下來的。你沒有威望，要有德望。臺灣現在外匯存底有八百多億美元，你先管內政。蔣經國有十大工程，你應好好利用800億為老百姓做點事。」

1990年最後一天，在香港的南懷瑾寓所，楊斯德與蘇誌誠第一次會面，賈亦斌等人在旁。第二天的密談中，南懷瑾向雙方建言獻策，「我編一個劇本，你們審查。我建議成立一個中國政經重整振興委員會，包括兩岸兩黨或多黨派人參加，修改歷來憲章，融合東西新舊百家思想，為中華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憲法、國號、年號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委員會內商量，成為全中國人的國統會。這是上策。中策是大陸劃出從浙江溫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廈門一塊地方，臺灣劃出金門馬祖，兩岸合起來搞一個經濟特區，吸收臺港等地百年來的經濟工商經驗。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做一個新中國的樣版。最重要的是為國家建立南洋海軍強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東沙群島，對東南亞—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權力。下策是只對兩岸經濟、貿易、投資、通與不通的枝節問題商討解決辦法。大家談生意，交換煤炭石油。」當他談到兩岸合作成立一個經濟特區時，在座一致叫好。

第一次密談結束後，1991年1月3日，南懷瑾給兩岸領導人手書一信，分頭送出。同年3月29日，兩岸密使按事先約定來到香港。此時，南懷瑾已購下堅尼地道的一層公寓，「蘇誌誠與楊斯德的第三次密談就改在這裏進行。」

由於此前3月15日，郝柏村在答覆「立法委員」質詢時說，「反共的政策不變，中共現階段還是臺灣的敵人……讓會談氣氛一開始就很緊張。」「南懷瑾見雙方的想法幾乎是南轅北轍，拖下去只會越拖越僵，就發表自己的意見說，我只提一個‘和平共存，協商統一’的8字方針……雙方都同聲稱好，南說，你們對這個方針都叫好，那就簽字呀！你們簽了，回去雙方領導人認可就管用，就是條約；有一方不認可也沒關系，這是一句文學語言，妙就妙在這裏。」

蘇誌誠當即表態願簽。「此刻，楊斯德不知說什麽是好。他是一個軍人，一切要按上級旨意行事，軍人只有服從。南懷瑾的建議又是突如其來」。南懷瑾對他說，你就是不敢賭。他不解地問，這怎麽能說賭？「南說，政治本來就是賭。」魏承思寫道。

10年之後，南懷瑾將這段往事曝光，由魏承思寫成一萬多字的文字發表，並附上密談時的多張照片。

「根據南懷瑾的記錄，兩岸密使會晤時主要以化解兩岸敵意、簽署和平協議為討論重心……但後來因蘇誌誠與南懷瑾失和……還有北京方面懷疑李‘前總統’玩兩手策略等因素，而中斷兩岸此一密談管道。」

鄒景雯在書中披露，「密使」事件曝光後，「蘇誌誠坦言當年當密使的經過，也修正了南懷瑾的部分說法……蘇主任承認，這條線最早是‘大國’透過南懷瑾牽來的，但後來‘大國’方面主動表示要停止這條線，因為南懷瑾‘太復雜了’。所以兩岸私下的高層對話溝通，南懷瑾其實只知道大約前1/5，後來他和‘大國’高層建立起直接管道，就不再透過南懷瑾了。」並且，「蘇誌誠感覺，南懷瑾很多做法都似乎事先已有安排，會談時還拍照錄音。但兩岸關系的推動需要無名英雄，想在歷史上留名就成不了大事，遺憾的是，他這位老師就是最後這一關看不破。」

蘇誌誠等人的發言，讓魏承思忿忿不平，「他們都說，南想由此圖利，但又舉不出半個例子。我實在忍耐不住，就接受臺灣東森電視采訪，警告蘇誌誠。」

魏承思還提到，有一次兩人談論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時，南懷瑾說道，「天下大事根本沒有秘密可言。所謂秘密，都是暫時的。往往是因為政治、軍事、商業等方面的需要，一開始免得太多人參與而搞亂了，因此不得不暫時只讓少數人知道，不是見不得人的事，不必要也沒可能永遠保密。」

世間須大道，何只羨車行

南懷瑾素來不愛慶生，他認為生日即「母難日」。1990年冬，他母親過世之際，他卻不曾回鄉奔喪。練性乾寫道，「一切都辦好了，但臨時又改變了主意，南老師還是留半步，沒有跨過羅湖橋。」後由他的幾個學生代他回去，操辦喪事。

「他在臺灣是非常思念母親的，」古國治回憶道，「我們只知道那段，他內心很矛盾，腳伸出去又退回來，而原因他不說。他有他的顧慮，就讓它成為一個謎吧。」

更成謎的是，直到去世，他也沒回過故鄉。面對這一問題，他的弟子回答多是「不可知」或「不可說」。有人隱晦地提到兩件事，一是他父親之死；二是他參與修建金溫鐵路歷程。

南懷瑾的父親南仰周，1949年前曾當選地方鄉長，解放初被人民政府宣判死刑，後又在即將執行槍決前改為無期，1957年病死在杭州附近的一所監獄中。家人僅獲一紙通知，無法料理後事。三十多年過去，南懷瑾在家鄉的二子，頗費周折，「最後在一個亂葬崗上找到了祖父的遺骸，在當地火化後，帶回故鄉。」1978年，南懷瑾收到次子小舜寫來的信，方知父親的悲涼結局。

1988年4月，小舜來港探望南懷瑾，溫州政府外聯辦公室官員李景山陪同前來。李景山轉達市政府的要求，「我們想修建金溫鐵路，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請南老出面號召一下，國內就好辦事。這是當地16個縣、1500萬父老鄉親的期望。」

金溫鐵路全長251公裏，有隧道35公裏，橋梁14公裏，全線地形復雜，施工困難。從孫中山先生於《建國方略》中繪出藍圖到此時，八十多年間經歷曲折，先後倡修7次，均未成功。

「他常說，修鐵路是傻瓜才做的。以國內現有的種種條件，一條鐵路修成，要等好幾年的時間，至於收回成本，快則10年，慢則20年，說到賺錢，那就是30年的事了。除了命長，誰肯等這麽久。」

「開始談鐵路的時候，大家叫他領個頭，用國內現在的話說，叫‘牽頭’。他當時也就答應了，同時聲明：他沒有錢。但是，既然答應了，他就一定要把這條鐵路修出來。他說：錢有什麽了不起！錢是靠人想辦法找的。」

金溫鐵路從申請報批到工程完工，共投資30億元，費時近十年。在《傳統文化與經營哲學——南懷瑾與金溫鐵路》一書中，南懷瑾弟子、金溫鐵路建設總指揮部總顧問侯承業說：1989年2月，南懷瑾請賈亦斌為代表和溫州市政府在上海初步商談合作鐵路。同年10月，派弟子李傳洪等人在浙江與對方簽訂合作意向書。1992年2月，南懷瑾的香港聯盈興業公司代表和浙江省副省長在港簽訂合資修建鐵路合約，與浙江地方鐵路公司合辦浙江金溫鐵道開發有限公司。中間，向美國摩根士丹利投行融資1200億美元，成立股份公司。1997年，金溫鐵路全線鋪通，南懷瑾將全部股份轉讓浙江方面。

書中同時披露，其間，南懷瑾數次給地方政府及相關人士發去信件與錄音，流露出他為家鄉修路，做好事反覺受挫的心緒：

1991年11月8日晚，他在香港寓所讓地方官員帶給「各級領導」這樣一段錄音——「國內辦事，沒有一件是快的，使你頭痛得不得了。換句話說，我們講國內，不能批評它沒有制度，它有制度，但它那一套制度是不符合現代化的，不符合開放政策的社會。每一件事，簽約也好，合資也好，你想做好一件事把錢匯進去，做好事都有困難……」

1994年1月，致浙江省政府領導信中，是這麽說的——「老拙離開家鄉四十余年，對國內官場習氣或未夠了解，故以為，金溫鐵路既系一省之大事，省府方面起碼能派一位副省長級大員綜綰其責。詎料貴府僅成立一個僅三四級層次之公司應付，以致數年來省府本身竟不知何人負責聯系者，寧非咄咄怪事？每次有事，我方公司欲向貴府請示洽談，其困難程度似乎比皇帝時代晉見一品大員尤甚。」

1997年8月8日，侯承業出席金溫鐵路全線鋪通儀式時，朗讀南懷瑾的詩句，「世間須大道，何只羨車行」，「我想他在說世間須有大道，是一個通往人心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