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傳中國的情形

一、阿育王前後的佛教

　　釋迦牟尼自創建佛學的教化以來，如推開經典上純粹宗教性的記述之外，但從事理的衡裁以求史案的解答，對於當時佛教傳播的實況與其勢力範圍，或者佛陀影響所及，可能擁有的地區與人數，那是很難確斷的。我們可以認定，當他住世，和示寂後的一、二百年間，佛教傳播所及的區間範圍大致是：北到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如尼泊爾等地；南至頻阇山脈；西到摩頭羅；東到鴦伽國。大致不出中印度與東印度之間，尚未超過恒河流域以外。但是親受佛陀教化的，大約在數萬人上下，這就古代印度人口數字的比例來講，可謂聲勢浩大，足夠轟動一時的了。

　　佛教真正的弘揚開展，除了佛弟子們的努力宣化外，仍須仰仗政治力量。在佛滅度以後的二百年間，印度出了一位歷史上的名王，他的英雄事跡，可與亞歷山大帝相抗衡的，便是世界史上有名的阿育王，同時他又是一位最虔誠的佛教徒，即佛教術語所謂的「大護法」。有了強力的政權作後盾，隨著軍事勢力的推廣，佛教的教化，自然就普及了。阿育王在位的時期，曾經在首府華氏城的雞園寺，會集比丘一千眾，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重新結集佛教經典，這就是佛教文化史上的著名的「華氏城結集」。而且相傳他曾造作很多佛的舍利塔、甚至有神話的傳說，講阿育王所造的舍利塔，後來被散布到中國，舉如浙江、四川等地幾處寺院叢林的大塔，至今也仍附會傳說是從印度飛來的，故稱之「阿育王塔」。這當然是宗教心理的情感作用所使然，就不必深加追究了。

　　如征引史實，在阿育王所建立的第十三巖面的敕文上，便有這樣的記載：「阿育王即位第九年，征羯羧加……既克羯羧加，乃篤護正法，歸依正法，將弘播正法之教。……」又雲：「王所領住於山林之蠻族，天憐湣之，原彼歸依正法……，蓋天為一切有情安樂歡喜故，此最上之勝利，即正法之勝利也。正法之勝利，既行於王之領域，又及於鄰邦六百由旬之遠。如耶婆那(Yavana 即希臘)王恩提約科(Antiyoko)與條蘭馬亞(Turamaya即Ptoemy)、恩底開尼(Antikine即Antigonas)、馬加(Make即Magas)、亞歷斯大(Alikasadra即Alexander)四王所居……皆由阿育王宣說而隨順正法。」

　　根據這個敕文的記載，可見阿育王時代的佛法，業已盛行，傳播到了印度以外的歐、非各國。例如：文中所說的恩提約科，便是敘利亞王安提奧卡庫斯二世。條蘭馬亞，便是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恩底開尼，便是馬其頓王安提戈諾斯二世。馬加，便是西勒尼王麥伽斯。亞歷斯大，便是伊庇魯斯(Turfan)王亞歷山大二世。敕文的後面又記載著曾派遣宣教師去到敘利亞、埃及、馬其頓和伊庇魯斯等國，其傳播的盛況，如此可見。又據《善見律毗尼沙》卷二記述，當時派遣宣教師去的國家，有罽賓、犍陀羅（克什米爾、卑西亞瓦）、摩醯娑慢陀羅（南印度的孟索爾）、婆那婆私（拉齊布達臘）、阿波蘭多迦（本齊亞布西部）、摩訶勒咜（賀壁及其南方）、臾那世界（阿富汗北部及東部）、雪山邊（尼泊爾國）、金地國（緬甸沿岸）、師子國（斯裏蘭卡）。

　　阿育王以後三、四百年，佛教又漸漸盛行於中國、阿富汗、斯裏蘭卡等地，在印度本土反而逐漸衰落。公元前二世紀間，婆羅門武將富奢密多羅，篡代了孔雀王朝，大滅佛教於中印度，火燒寺院，殺戮僧尼，迫害摧殘，不可勝計。但北印度的佛教，仍然屹立如故。不久，中印度的佛教，又因劫余僧眾的努力，稍稍加以恢復，可是內部分裂卻發生了部派之爭，大體形成了十八部之多。斯裏蘭卡的佛教，實由阿育王時代開始，以後明王相承，便成為他們的國教了。公元前二世紀，脫達加門尼王，開始建立佛塔，紀元一世紀，紀瓦達加門尼王，興築無畏山精舍，又書寫口傳的巴利文三藏。後來諸王，也都作了許多佛教的事業。

　　繼阿育王之後，約當公元第二世紀間，印度迦膩色迦王興起，佛教又復昌盛。迦膩色迦王本屬月氏的後裔，後來漸次並吞西北印度及中印度的一部分。自信奉佛教後，發願請世友、馬鳴、脅尊者諸有學菩薩，聚會於迦濕彌羅城，結集經典，歷十二年而成。唐代玄奘大師留學印度，歸國所傳的經、律、論三藏，前已言之，大多是此會的結集。此後第二、三世紀間，龍樹菩薩崛起於南印度，大弘佛教。第四世紀中，有無著、世親兄弟倆弘揚彌勒學派，闡述唯識法相之學，名噪當時。中國留學僧東晉法顯大師，就在公元四百十一年間，早於玄奘之前，到達印度。第六世紀中，有陳那、護法、清辨等論師弘揚唯識、空宗佛學。唐初玄奘大師在此諸師之後到達印度，求學於戒賢、智光兩法師，及勝軍居士處，但都淵源於唯識、空宗這兩派的學說。同時印度有菩提流支、菩提達摩、真諦、阇那崛多、達磨笈多等名僧，都來中國傳教，翻譯經典也很多。第七世紀末，中國有義凈法師，留學印度，滯留南海諸國，返國後頗有著述。第八世紀間，印度佛教漸衰，此時印度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等，到中國弘傳密宗教法。到了十二世紀，回教進入印度後，佛教徒多避地在南印度及中國西藏等地，從此印度本土佛教日益衰頹。

二、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漢末、三國時期

　　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漢初期，已經有了跡象，佛教史乘所稱的秦始皇時代，囚禁外國沙門室利防等十八賢者，入夜被丈六金剛破獄救出的記述，一般學者的考據，認為並不可靠。事實上，古代印度「沙門」的稱呼，並不限於佛教徒的比丘，這些人或者就是婆羅門教徒與瑜伽術士之流，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因為秦漢之間，道家方士的法術，多半與婆羅門教或瑜伽術有互通之處，所以可以旁征中印文化交流的時期，可能遠較佛教傳入為更早，當然那是初期接觸、非常稀少的事。佛教的傳入，舊史著錄，都以漢明帝時代開始，因明帝夜夢金人，遣使蔡愔等十八人，西去求經，到大月氏國，便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法師，迎歸洛陽，安置在白馬寺，並譯出《四十二章經》，藏於蘭臺石室，是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以現代學者的考證，人言各殊，認為這是一件不可靠的疑案。最足征信的記述，而且有史料可考的，當在漢末和三國時期。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世高來華，月氏國沙門支讖到洛陽，各譯佛經數十部，共一二百卷。靈帝時，印度沙門竺佛朗也到洛陽。極力提倡佛教，主張與中國文化調和的名著《牟子理惑論》，便是這一段時期的著作。此後沙門康僧會，月氏籍的名士支謙（受業於支讖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學問淵博，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們弘揚佛學，先後居留在東吳，為孫權政府的上賓。

　　他們當時都通曉中文，極力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間，因印度名僧曇柯迦羅與曇諦的倡導，開始建立中國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規範，這是佛教戒律正式傳入的開始。

　　在漢末與三國時間，佛教經典與初期佛教的規模，雖然源源傳入中國，仍與國內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兩家的學說，顯然有過激烈的競爭，這便是中國文化，遭遇外來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軒然的大波。而民間自由信仰佛教，卻日益增盛，知識分子也逐漸在將近百年間，接受了佛學思想，因此便形成了兩晉時期的玄風——玄談的風氣，致使南北朝六代之間，將近兩百年來，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命運一樣，都在支離矛盾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那個時期並不是佛教文化影響中國歷史局面的轉變，實在是因為政治的轉變，和戰爭的影響，使佛教文化變成那個時期中國人的應時禮品。這在民間和知識分子（包括朝廷與士大夫）階層間，各有一種潛在的因素。歸納起來，約如：

　　（一）民間的信仰。因長期戰爭的結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決不了饑饉苦難的生活。天道既不足憑，生命也無保障，恐怖、悲觀、厭世的情緒充斥。正好在這個時候，佛教思想洶湧輸入，生前身後，善惡業力，促成三世因果的報應，和天堂地獄間六道輪回的傳說，使人們更相信命運的安排，是由於前生業力的造就。因此在亂離的世局中，很快傳遍了佛教的觀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與菩薩的原義，就一變為與傳統神祇的信仰相同了。

　　（二）知識分子的皈依。自東漢黨錮之禍以來，漢初儒家傳統的學說，受政治和社會風氣的影響，使人不能滿足和信服。魏晉以來，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都紛紛尋覓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運的象征之學，進入探索哲學的範圍。並以曠達思想，崇尚個人自由，逃入玄談的領域。其所宗奉《易經》、《老子》、《莊子》所謂「三玄」之學的思想，恰在此時，與佛教傳入的「般若性空」學說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變本加厲，便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風氣，尤以士大夫階層，所謂知識分子的名士為然。

　　基於上述兩點因素，使佛教在中國，普遍地傳布開展，但真正使佛教在中國奠定基礎的，還是靠北朝石勒時代的印度名僧佛圖澄，和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以及中國名僧道安、慧遠、僧肇等數人的力量，才使佛教在中國文化中，樹立了不拔的根基。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每逢時衰世亂，人心頹喪的結果，不是傾向現實，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現實，追慕高遠的境界。我們試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由於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安，導致社會風氣的頹喪，舉如：外族的侵淩和思想的轉變等等，無處不在刺激人心而使走向積極或消極的道路。正當北朝石勒稱王，嗜殺好貨，野蠻成性時，而印度名僧佛圖澄，便在此時進入中國，在後趙石勒的區域，宣揚佛教的慈悲教化。佛圖澄除了宣揚教理以外，唯一特點，就是曾顯示了許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減少殺機，同時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並且他又傳授佛學的修證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靜、調息、守意入定）的禪定法門，使人們在相信佛教學理之外，又有確實修持方法可循，與中國道家的養生方術，可謂相得益彰，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佛學談空說有的口頭理論以外，確有神通、禪定的實證方法和事實可憑，這也是佛教由佛圖澄而大肆開展的最大原因。後來他的中國弟子道安法師，又是學問博洽，兼通世務，德重當時的學者，而中國佛教凈土宗的開山祖師慧遠大師，也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四、凈土宗的創建

　　慧遠大師，雁門賈氏子，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其深通《周易》《老》《莊》三玄之學，並習道家方術，後因避亂南下，從道安法師出家。因愛廬山的風景，便邀約當時名士，如陶淵明、劉遺民等人，會結白蓮社於山中，取《阿彌陀》、《觀無量壽》等佛經為準則，專門提倡稱念佛號的「南無阿彌陀佛」，以祈求往生極樂世界的凈土佛國，便成為後世凈土宗的初祖。慧遠大師凈土宗的建立，可以說是形成中國佛教的真正開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顯明的一面。歸納起來，促成廬山白蓮社凈土宗的原因，也約有兩個因素：

　　（一）時代的趨勢。因魏晉以來文化思想的轉變，玄談之學，已成弩末，致使求知者的欲望無法饜足。且因當時自由曠達之風，影響社會人心，由頹喪而變成放浪，以使政治更加紊亂，社會愈難安定。結果，逃世思想，日益增盛，知識分子的代表中，如陶淵明、謝靈運等人，到處皆是。慧遠大師以悲天憫人的胸襟，邀約當世知交名士，遁跡山林，也是當時必然的趨勢，例如劉遺民應邀入山的回信中就有：「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壘卵之危」的感傷詞句，這就可見當時名士遁世逃佛的一般心情了。

　　（二）養生方術的選擇。兩漢、魏、晉以來，除了思想上的玄學以外，方士養生之說也大行於世，煉丹藥以求神仙長生不老之術的風氣，已經普遍存在。

　　慧遠法師也學過老莊之術，終覺渺茫難憑，不是究竟的方法，於是仍須返求諸己，歸到一心。他深通佛學性空的般若之理，而且學術傳承為名匠佛圖澄和道安法師的嫡派，深知後來求得實證的困難，便提倡精神超越升華的念佛法門，可以概括上中下三種器識的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靈魂得到超脫的境界。由於凈土宗的創立，使佛教在中國，確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一直到了現在千余年來，一句「阿彌陀佛」，已經變成中國社會的流行口語，不管是精心修持或脫口的稱引，到處都可聽到國人所說的阿彌陀佛了。

五、鳩摩羅什與僧肇

　　姚秦時代印度名僧鳩摩羅什經西域來中國，大事翻譯佛經，弘揚般若佛學，這是溝通中印文化思想，開展佛教文化的最大關鍵。他的出家弟子中，如僧睿、僧肇輩，都是當時中國的博學才子，他們師弟之間的學問和風度，影響於南北朝的學術界至深，最為當世所仰慕。尤其是僧肇著《肇論》，融合老莊的思想，倡「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等，為中國哲學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開創了千古的奇局和不朽的名作。道安、慧遠師弟的佛學論著，受羅什的影響也很大。羅什的來華，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奇跡，這個奇跡，說來卻很辛酸。前秦苻堅時代，為了仰慕羅什的學問，不惜調派大軍，並遣將軍呂光率領西征龜茲，後來呂光聞苻堅兵敗，據姑臧自稱涼國，羅什為呂光所得。姚秦時代，呂隆來降，才使羅什進入中原。姚興便迎居於逍遙園，事以國師之禮，翻譯佛經三百余卷，參加譯事的約有三千人，都由姚秦政府供養。從此名僧輩出，佛教聲望日隆。由羅什東來譯經的經過情形，可得如下四個結論：

　　（一）為了一位學者，不惜派大兵去征滅一個國家，輾轉爭得，這是有史以來的一件大事奇案。從好的方面看，這是尊重學術和師道的光榮。但從另一面看，也只有文化淺薄的人，才會做得出來，因為這也可以說是武力的劫持。不過千古以來，知識分子多半自相輕蔑，真正尊重知識分子而能愛才惜才的，還是一般所謂非知識分子的人，這差不多是歷史上的定例。

　　（二）羅什的譯經事業，是由一個政權所支持，才有這樣偉大的成就。但他以外國人學通漢文來作主筆，由中國名士才子相助，使佛經的翻譯，不但為佛教建立了特色，而且也為中國文學的體裁，開創了佛經文學的另一面目，這些經文，便是當時創作的語體文學，只是現代人讀來，又變成了古文了。

　　（三）在羅什以前的佛教傳播，大多靠神通來顯化，到羅什東來的時期，才使佛教哲學，與儒、道兩家分庭抗禮，變成中國文化學術的一派巨流，以後才有儒、釋、道三家之學，構成中國文化全貌的總體稱謂。

　　（四）因羅什東來的影響，出家為僧尼的人數增加，品類不齊，頗多竽濫，才使姚秦政府，設立僧正職位的僧官，專門管理僧眾。以後便因襲成隋唐以下的歷代僧官制度，猶如現代的宗教司。

六、道生與涅槃佛性

　　在這段時期，佛教文化的傳人，都從西北一路而來，中國文化的中心，也都在黃河南北一帶，南方的學術思想，仍逗留在老、莊、孔、孟的範圍裏。而且佛經翻譯還不俱全，例如《涅槃經》在此時，只譯了一半，意謂極惡重罪的眾生（「一闡提」），不能成佛。當時道生法師，參悟哲理，便認為這是義有未賅而並非完全的佛學，自倡極惡重罪的眾生，也具有佛性，到了悔罪自新時，便可成佛。並且首倡「頓悟成佛」的意旨，因此被佛教徒們群相攻擊，不能在北方立足，便南來隱居虎丘山，自為石頭說法。所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這便是道生法師的講經故事。後來《涅槃經》全部翻譯完成，才證明他所說不錯。道生這種思想的根源，實在也由《周易》、《老》、《莊》的三玄之學所開啟，這也可見當時佛學思想與中國文化，概可相互引證發明，已至融通之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