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的鼎盛時期

一、隋唐時期的佛教

由漢末魏晉南北朝以來,學術思想的風氣,一反兩漢的樸質,普遍趨向於形而上的追求,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學術,也便在這個時期,日益發達。儒家學說,依違佛道之間。復因南北朝以來帝王政權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無以復加。但由兩晉到隋唐之間的佛教,大半仍隨印度佛教方式,受中國文化的洗煉,在漸漸蛻變當中。到了南朝梁武帝時代,因他對宗教信仰,特別有興趣,所以對佛、道兩教,也都並存信奉,不過對佛教更有偏好,南朝佛教寺院林立,凡名山勝跡,多半有寺廟的建立,所以唐人杜牧《江南春》的題詠裏,便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名句。可是這還只是指大江南北附近的佛寺而言,至如黃河南北的佛教建築,尚不包括在內。與其說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學的時期,毋寧說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時期來得恰當。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時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別傳,禪宗第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由海道到達廣東,東來中國,與梁武帝一度對話不合,便渡江而北,隱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這便是禪宗傳入中國的開始。自初唐以後,禪宗大興,使佛教一躍而變為純粹中國化的佛教,慧遠大師創立凈土宗,和菩提達摩傳入禪宗,可以說是兩件大事因緣。因為學術思想,和政治因素的交錯為用,使南北朝六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文化,陷在一個非常紊亂的局面。因此隋唐之間,有文中子——王通的講學河汾,綜羅洗刷儒、佛、道三家的學術思想,開創初唐以來的唐代文化。這個時期,隋有智顗大師正式創建了佛教的天臺宗,以禪那的「止觀」為佛教實證的方法,用三種止觀的體系,統攝全部佛學教理,開始分科判教,對佛學傳承,作系統的批判整理。智者大師著有《摩訶止觀》一書,應是中國佛教第一部佛學導論或概論的巨著。後來宋代永明壽禪師等所著的《宗鏡錄》,算是第二部佛學導論的巨著。

1.唐代建國的初期

以唐太宗的英明雄略,輔以初唐開國時期的文武將相,大多都是博識之才,加以接受了六朝以來的政治經驗和慘痛教訓,對於宗教的態度,無論為佛教、道教,甚至景教、襖教,都是一律優容,任由全國上下,自由信仰。在政府的體制裏,僧有僧正,道有道箓,等於已經設立了各個宗教的專門管理部門。這時在中國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便是玄奘大師自印度留學回國,唐太宗為他設立譯場,集中國內學僧與文人名士數千人,參加佛經的翻譯工作。太宗一面盡力提倡宗親教主的道教(道教奉道家的老子為教主,老子姓李,與唐同姓),一面也篤信佛教的宗旨,而且對玄奘大師,敬愛有加,幾次勸他還俗出任宰輔,都被玄奘大師所婉拒。因玄奘大師唯識法相的弘揚,使印度後期佛教哲學,和大、小乘的經典,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同時因法藏(賢首)大師建立華嚴宗,使佛教更為興盛。隨天臺宗以後,復因華嚴宗的觀點,對全部佛教教理,有更進一層的分判。接著道宣法師極力興起律宗,佛教戒律的確立,和中國佛教的規範,便從此奠定,基礎穩固。隨之而來,三論、俱舍、成實等佛教宗派,也欣欣向榮,爭放奇葩,各自發揚它的門庭學系,形成中國佛教的十宗教派,有如附表:

宗派
印度宗師
中國宗師
創立時期
所宗經論
宗旨

淨土宗
馬鳴龍樹

世親菩薩等。
慧遠法師
東晉時期
以《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及《往生論》、《大乘起信論》為主。
以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修證法門。

律宗
以佛說律藏為主,故以持律第一優波離尊者為始祖。
從曇柯迦羅(此雲法時)之羯磨受法,為中土受戒之始。
曹魏嘉平二年
以《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等為主。
兼撮大小乘律學,以持戒證聖為宗旨。

天臺宗

慧文禪師及其再傳弟于智顗大師所創。
北齊,隋時期
以《妙法蓮華經》為正依,《大智度論》為指南,肚《涅槃經》為扶疏,《大品經》為觀法。
以一乘成佛為宗旨,三種止觀為修證法門

成實宗
師子鎧
鳩摩羅什法師弘揚
姚秦弘始十三年
采小乘諸部最勝教義及訶梨跋摩所作《成實論》為主
以《成實論》為宗旨,以二十七位法攝賢聖修證之階梯。

三論宗
龍樹菩薩
鳩摩羅什
姚秦時期
以《中論》《百論》、及提婆菩薩所作《十二門論》為主。
破真俗二諦之執,顯空、有不住

俱舍宗
世親菩薩

安慧論師
真諦三藏玄奘法師
陳文帝天嘉四年真諦三藏譯舊本《俱舍》,唐太宗貞觀七年玄奘譯新本《俱舍》。
宗《四阿含經》等,並以《俱舍論》為正依,另以《婆沙論》、《阿毗曇心論》、《雜阿毗曇心論》等為主。
本宗以玄奘所譯世親菩薩所作《俱舍論》為宗旨,立七十五位法以攝心色等等事理。

禪宗
迦葉尊者
菩提達摩
梁隋時期
《楞伽經》、《金剛經》。
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

華嚴宗

杜順和尚所創,賢首(法藏)大師弘揚之,故又名賢首宗
陳隋時期
以《華嚴經》為主
以《華嚴經》四法界、十玄門之學為宗旨。

法相宗
彌勒菩薩,無著菩薩
玄奘三藏法師盛弘于中土
唐太宗貞觀年間
以六經十一論為主。六經為:《華嚴經》、《解深密經》、《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阿毗達磨經》、《楞伽經》、《密嚴經》。十一論為《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論》、《集量論》、《攝大乘論》、《十地經論》、《分別瑜伽論》、《辯中邊論》、《二十唯識記》、《觀所緣緣論》、《阿毗達磨雜集論》。又有以五經十三論為主之說。
明萬法唯識之妙理

密宗
龍猛菩薩
又有東密(由中國傳入日本)、藏密(西藏密教)之分,唐時善無畏、金剛智、不空東來弘傳,蓮花生大師入西藏弘傳。
初唐時期
以《大日經》及《金剛頂經》為根本所依。
亦稱真言宗,立十住心統率諸教,建立曼荼羅,身口意三密相應,即可由凡入聖。

 

2.禪宗的改制

由於初唐時期文化思想的博厚雄渾,佛教學者的名僧輩出,他們都以才堪大用的資質,從事於弘揚宗教的事業。使中國佛教真正開展的,應該歸功於唐代。到了唐高宗與武則天時期,正好當佛教學僧們鉆進佛經學術的註疏、述論的牛角尖,多數佛教名匠的博雅學者,大闡其佛學義理,和相率走近了迷宮似的唯識、法相之學的時候;禪宗忽然崛起,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相標榜,極其適合中國人的簡樸,和唐代思想學風樸實渾厚的要求。而且在遍地都是佛學學者的情景裏,禪宗又出了一位目不識丁的大匠——六祖慧能。他在廣東曹溪,對平民社會大肆弘揚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宗旨。同時還有他的同學師兄神秀,在武則天的王朝裏,被尊為國師的地位,也大弘其禪宗的佛法。神秀大師的學識很好,他的禪學,是以漸修為主,因為唐朝宮廷及士大夫的崇奉,禪學在從政的知識分子中極為普遍。慧能大師的一支,是以頓悟為主,因為他出身平民,不依文字,說法都用通常的口頭語,使高深難懂的佛學,完全脫離酸腐的頭巾氣味,一變而為純粹通俗的平民哲學,所以禪宗的宗風,便如風行草偃,大為暢興。他們師兄弟在初唐時期,對於朝野的影響,形成南北上下兩股交匯的巨流,自然要沖擊到今後學術思想的轉變,形成別開生面的光華了。
慧能大師一支的禪宗,以後便風行全國,我們盡可強調地說:「請看唐室之域中,盡是禪宗之天下」了。自他再傳以後,便有馬祖道一禪師,和他的弟子百丈禪師二人,毅然改制,把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規模,一變而為中國式的叢林制度。當時百丈師徒,被佛教徒們罵為破戒比丘,極盡詆毀譏評。殊不知以後佛教之所以能夠長久傳布,卻全靠這個制度而存在,其規制的流傳,時至今日,並為國內外的佛教寺院所仿行。而且這種制度,影響後來中國社會,政治體制,都有很大的作用。禪宗叢林制度的特色,約有四點:

(一)改革佛教徒僧眾們以乞化為生的依賴性,以集體從事農業生產,達到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
(二)集中修持,以導師制來領導學者,從事知行合一的實證佛學。
(三)消除刻板的宗教迷信儀式,以身心實踐求證,完成人性佛性的心佛平等,集體教學的目的。
(四)以適合中國文化和國情的清規,取代一部分印度化的戒律,建立群眾和個人行為道德的標準。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嘆為「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一般說慧能大師一派禪宗的興起,是佛教的革命。其實真正佛教的革命性史實,應該推尊於百丈禪師的改制才對。關於叢林制度的研究,拙著有《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一書,在此暫不多作介紹。

3.密宗的興起

唐代的佛教,自禪宗的崛起,使佛教成為一個純粹理性的宗教,變成中國文化的巨流。此外,還有初唐時期,由北印度傳入西藏地方的密宗;和中唐時期,由中南印度傳入中國的密宗,也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大轉變。印度佛教有密宗的興起,依據比較可靠的史實,實在是在後期佛教學說,綜合般若中觀與唯識的佛教學理,融合印度固有的婆羅門、瑜伽術的修持方法,所形成的一個兼容古今修證方法的宗派,而且和釋迦牟尼住世時代所說的修證方法,大有出入,這是一個非常駁雜與繁復的問題,一言難盡。總之,在唐太宗開國的時期,西藏王松贊幹布要求內地文化的傳播,只因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齡一念之差,沒有準許他的請求。後來除了答應下嫁文成公主,帶去部分的佛經、佛像,和跟去幾位道士等以外,始終沒有重視文化的傳播。一個政治措施的影響,豈但只為「百年大計」,同時也要顧及「遠垂千古」,此於後世史家或讀史者所見得失成敗之效,概可客觀判定的。西藏地方從此便轉向印度,以乞求文化的傳播,最初請了幾位名僧入藏,開始傳播佛教文化,模仿梵文而制立藏文。跟著便有密教大師蓮花生的入藏,弘揚密宗的教法。於是西藏便在唐代以後,完全成為佛教密宗的佛土,而且演變為政治宗教合一的特別行政區域。歷宋元明清以來,密教在西藏的傳承,始終不衰,中間雖然難免也有內部派別之分,但其密教形式,並無多大變更,一個高居雪山北麓的高原,歷一千四百余年,成為佛教文化的世外桃源,這也算是東方歷史的奇跡。西藏的密教,由原始的寧瑪派(紅教),後來又分出迦舉派(白教)和薩迦派(花派)。到了明代永樂年間,有青海人宗喀巴者,自幼在西藏出家,學成以後,又創建黃教。以後他的四大弟子,歷代都以轉生的傳統,分據西藏、蒙古地區,宣揚教化。在前藏的達賴,和後藏的班禪,都成為政教合一、以教統政的法王。而章嘉與哲布尊丹巴在內、外蒙古,也都各自世世轉生以傳續他們的法統。但他們歷代都承受中國帝室的封號而尊為呼圖克圖(具有大師、活佛等意義)。中國內地,在唐玄宗時代,有印度密宗大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世稱「開元三大士」,傳進密宗的教法,他們都有一部分的神通,對傳教更為便利。那時除了禪宗以外,最富於神秘色彩,而且有新奇刺激性的,就莫過於密宗的佛法了。所以朝野競習,不久便流行於中國各地。到了元朝忽必烈時代,他尊崇西藏薩迦派的密教大師癹思巴為國師。那時癹思巴只是十五歲的少年,不但學問淵博,而且具有許多神異的奇跡,他仿照藏文為蒙古制立文字,隨著忽必烈進入中原,便奉密教為國教,甚至元朝歷代帝王就位,都要先經喇嘛的灌頂儀式,宮廷和民間穢跡,普遍流行,從此禪宗和其他各宗派,也大受影響,因此南宋末代的有名禪宗大師高峰原妙,便宣布閉死關,足跡永不下山了。到了明代永樂時期,認為密宗是不經之道,便有放逐的措施。因此由開元三大士傳入的密教,便流傳在日本,世稱「東密」。西藏的密教,也因宗喀巴大師的整理,而於全藏建立了黃教的規模,只有在西康與西藏的邊境,還流傳著原始密宗的教法。這便是世稱的「藏密」了。

二、宋元明清的佛教

1.宋代佛教儒化的理學

由中唐到五代的一段時期,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文學風格、藝術和生活,都陶冶在禪宗的韻味中。禪宗本身,也在中唐、晚唐、五代之間,另建立了五家宗派,各有教授的方法,如臨濟、曹洞、雲門、溈仰、法眼等。這時禪宗的學風,也如南北朝的玄談,可以先後媲美,第一流的人才,多半逃禪入佛,當然這有許多政治與社會因素的背景,才形成那個時代的風氣。歐陽修撰《五代史》,認為五代無人物。王安石卻認為他的觀點不對,說是五代的人才,都入禪宗的網羅之中,這倒是有相當的理由。因此到了宋初開國的時期,上有宋太祖趙匡胤,下有宰相趙普和後來範仲淹等的提倡,有宋一代的儒學,一變而有理學五大儒等的興起,這便是說明一個文化思想傳統,積久成弊的反正。宋代的理學家,接著唐代韓愈、李翺等的啟發,經歐陽修等的領導,突然崛起於千余年之後,號稱直承孔孟心法,在漢唐的儒學以外,別樹一幟,不須諱言,那是受到禪宗的影響,並也滲入老莊思想的成份,這才構成一番宋儒的面目。換言之,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禪宗而產生理學,這是中國文化史上必然的演變,也是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融會的成果。當漢末、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以來,佛教雖然已成為中國的佛教,但儒、釋、道三家的互爭學術地位,與三家同源的思想,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停止它的運動。到了南宋末期,禪宗大師們大談其儒家學理,而且佛學儒化、儒學佛化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所以宋代理學的產生,可謂由來已久,只是到了五大儒等手裏,才算正式開始而已。

2.元代的密教

因西藏密宗勢力隨元朝軍事統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滲入全國各地,據有宗教的特權,喇嘛們幻想政教合一的局面,全國各宗派的佛法,都受到極大的斫喪,從此各宗佛教,元氣大喪,幾至一蹶不振,只有禪宗在叢林制度的卵翼下,尚能存其微弱的傳統命脈。凈土宗因其平易近人,始終還能存在,而為民間普遍的信仰。

3.明代的佛教

明代承元朝的余緒,到永樂年間,雖然放逐密宗,但因兩宋以後,理學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識分子的階層,又因朱明政權提倡儒學與朱註經疏,將它們定為士大夫進身的範本,在明代三百年間,作為佛教唯一權威的禪宗,也難與理學相抗衡,只好故步自封,它的傳統也是不絕如縷。晚明垂末,理學家的王學大行,佛教人才衰落,僧眾良莠不齊,難以重振唐、宋時代的聲威。到萬歷時期,先後產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蓮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稱之謂「明末四大老」。他們都是深習儒家學說,後來宣揚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參,互為依傍。憨山大師因名位過高,牽涉宮廷爭立太子的案中,被貶到過潮州,他一生著作等身,門弟子編集其全部著作,自題為《夢遊集》,其中有佛化言儒的《大學》、《中庸》直指,佛化言道的《老子》、《莊子》註等。蓮池、蕅益兩位大師專弘凈土。而蕅益的著述,也有佛化言儒的《論語點睛》和《周易禪解》等書。紫柏因爭立太子案牽連,在獄中坐化。明末佛教的命運,也隨帝室的興衰而日趨沒落。在明清交接之間,還有一位有名的詩僧蒼雪大師,為明末誌士遺老們的方外密友,以陰助他們匡復明室的活動。

 4.清代佛教的衰落

清代入關之初,西藏密宗黃教的祖師,第五代達賴,已經在明末時期,潛與滿人有了默契,同時滿人為了牽掣蒙古,聯合滿蒙的力量,也極力崇敬章嘉呼圖克圖。所以滿人入關之初,便冊封達賴、班禪,又尊奉章嘉十四世為國師。自順治至康熙,都與蒙藏兩地的密教,有息息相關之妙。順治雖然也從玉琳國師學過禪宗,但並不因此而改變其羈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無論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滿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到了雍正年間,因他本人在藩邸的時間,曾經與迦陵性音禪師等相往還,有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專誌參究禪宗,自己以為已經大徹大悟,認為迦陵性音的禪是不夠的,倒是推崇章嘉十四世國師,說他是一位真知灼見的見道者。等到他就職登位的時候,以一代帝王之尊,在深宮內院領導和尚道士參禪,自稱為「圓明居士」,也是一代禪宗的大宗師。並且屢下詔書,大弘禪宗的臨濟宗派,廢除明末以來密雲圓悟禪師旁門的漢月法藏禪師法統。命令天下禪師,可以隨便找他談禪論道,決不以帝王的尊貴自恃。同時又下詔書,訓誡和尚們不可學作文章詩詞,要以專心修道為務。據傳,中國佛教徒的出家僧眾,受戒時在頭頂上灼燒戒疤,便是他的傑作。因為他信仰佛教,大發慈悲,準許天下士庶,自由出家。但又恐明末的誌士遺老,混跡其間,難免掀起匡復的工作,便在出家人的頭上燒疤,以資辨認,同時也是防止亂源的辦法。是有意或無意的作為,一時還難考證,但是佛教徒出家的濫觴,確從清初開啟厲禁,為始階,可謂「愛之適以害之」了。乾隆一代,承皇室傳統習慣,也篤信佛教,他是專修密宗法術的專家,到了他退位為太上皇時,更加虔誠,臨死前還口念咒語不絕。嘉慶以後,因歐風的東漸,西洋文化思想,隨教會以俱來,佛教的命運,也隨時勢的推移,而大有轉變了。

三、結論

佛教傳入中國,自漢末歷魏晉南北朝三百余年間,可以說為中國學術思想,註入了新的血液。也可以說引起中國學術思想,經過一段相當長久的紛爭。但佛教在中國史上,自始至終,沒有直接影響到政治的作用,在隋唐之間,只有為爭取學術地位的師道尊嚴,經過幾次辯論,結果被歷代帝王政權所承認,對於出家僧眾,在宗教地位上,始終以師道相待,彼等對帝王,可以長揖問訊而不跪拜,這個傳統後來一直延續到清末。初期佛教,人才輩出,尤其在隋唐五代宋之間,歷代高僧,都是學識淹貫,淵深通達之士,盛唐之間,有幾次以考試佛學經論,選拔出家僧眾,史稱「某某和尚,以試經得度」,便是這個制度,所以出家僧眾,素質也比較優良。但在唐玄宗時代,政府也曾用鬻賣「度牒」(出家僧眾的憑證)來充實財政經費,等於清末科舉功名的捐官或捐監。總之,佛教在中國政治史上,因高僧大德們的註重教化,從不幹預政治,所以向來都被優容尊敬,任從民間自由信仰。雖然在佛教史上,曾經在南北朝與唐代,發生過「三武一宗之難」,仔細研究歷史,平心而論,也不全屬帝王的政治見解,或為純粹的宗教鬥爭,而當時佛教徒本身,實在也有許多問題。例如,唐代名儒韓愈的辟佛,詳細研究史實,和他流傳文章的思想,與其說他有嚴格排除佛教的觀念,毋寧說是因佛教徒的作風,引起他的反感。當然政治主張的措施,也是很大的因素之一。不過他曾與佛教名僧如大顛禪師等,作方外好友,這也是事實。可見論事論人,極難輕下斷語,不可遽從成見。倒是宋徽宗一度排佛,的確完全是受了道教的影響。此外,佛教在中國史上,一直與儒道兩家,互相消長,此起彼落,形成中國文化思想儒釋道三家的巨流。

至於佛學思想,尤其是禪宗風格,在中國文化方面的貢獻,影響極大,而且功多於過,美不勝收。例如政治、社會、哲學、文學、建築、藝術、圖繪及雕塑,乃至如中國人的生活藝術,食衣住行,已經到處都充滿著禪佛的余韻,甚至影響日本更大。略舉學術和文學方面的貢獻來說,自曹魏時代,曹子建因聽梵音,自制「漁山梵唱」,便為中國音韻學與音樂,別開生面。鳩摩羅什師弟創建佛教文學的風格,南北朝間因翻譯佛經,高僧們發明韻聲的反切,為中國音韻學的濫觴,千余年來一直沿用不衰,再變而有現在註音符號的出現。梁朝沈約所整理的聲韻學,劉勰對批評文學的偉大貢獻而有《文心雕龍》的著述,都是淵源於佛教的熏陶。陸羽的《茶經》,唐代一行大師的陰陽術數,宋代程明道太極圖的發現,都與佛教有莫大因緣。少林寺的武術輔助唐太宗平定天下,元朝耶律楚材對醫學的貢獻,劉秉忠的默化元朝君臣,施仁戒殺,明代姚廣孝勸阻永樂的暴戾,這些都是歷史俱在的一般貢獻。有關藝術的貢獻,舉其犖犖大者而言,如雲岡石窟、敦煌壁畫等,都是舉世皆知的事跡。總之,佛教因歷代高僧大德學養的優越,使佛學思想影響中國學術與文學頗多,試看歷代文人學者的專集,不與佛教高僧有關系,不滲雜少數佛學的思想的,可以說是極其少數的事。且如清代女詩人蔡季玉所作:「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的名句,它正透露了過去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之所蘄致,最高思想的歸趨,和最後人生的境界,也自充滿著禪佛的余韻。這是具有權威性的代表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