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的商業智慧

企業社會責任

進入21世紀後才開始在我國得到廣泛關註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其實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個立面。飽讀經書、深諳中華傳統文化的南懷瑾先生對修身立業、以商興國有著獨到的認識。他在《論語別裁》裏說:「儒家那個道,也就是說以出世離塵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業。」如果把這句話用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就是在告誡企業家要有社會責任感,要帶著「使命」去做事,多為公眾設想,多做一點人事,這樣才會有更大作為與收獲。

南懷瑾先生還說過,企業是社會的一分子,企業經營當然要和企業的生存環境相融相生。企業家不僅要經營好自己的企業,也需要為自己的生存環境做出貢獻,畢竟環境是大家的。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就是追求經營的長治久安。

南懷瑾先生把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作為企業經營的最高智慧來強調。他不去引用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訓條來說明,而是憑借自己渾厚的國學造詣,引用中國的典籍來詮釋。因為這樣的話語容易得到國人的認同,而且還能夠引人思考,原來我們老祖宗也有這麽好的見解。

早在1987年的秋冬,南懷瑾先生還居住在美國華盛頓特區首府周圍。盡管他身在國外,離開祖國大陸已有三四十年,卻從不曾忘記自己的布道使命,更不曾忘記自己實業興國的夢想。那段時間,他時常為那些留美深造的中國留學生講述祖國未來的前途,一些有意回國參與投資建設的海外僑胞也經常來聽他講課,討教投資策略。

當時的中國內地雖然已經邁出了改革開放的步伐,但仍然十分落後,物資缺乏,人民普遍都掙紮在溫飽線上,正是百業待興的時候,急需大規模的基礎性建設投資,作為一個生在中國,卻遠離家鄉的文人,南懷瑾時刻都在關註著國家的命運,正是看到了這種現狀,他深深意識到自己身上所背負的重大責任。

商業投資利潤巨大的誘惑背後是與之對等的風險,因而,正確的投資理念是指導投資行為,控制投資風險,增加預期收入的重要法寶。南懷瑾先生在與留美學生談到對中國內地的投資時,他結合當時中國內地的國情和和自身的經商經驗,提出了與時俱進的投資新理念,即對中國內地的投資必須具備四項理念和認識,即「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經營和中國文化的精神」。

從政治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是由無數公民組成的;但從經濟角度來看,則是由無數「企業公民」組成。作為社會經濟的主體,企業公民不僅享有合法經營的權利,同時還肩負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任。對於企業來說,必須要有「人格」追求,唯有把「天下為公」的中國傳統精神融入到投資和經營的理念中,才能平衡個體與整體、企業與國家的矛盾,從而實現共同和諧的發展。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在中國內地的確成為一個潮流。在這種大背景下,公務人員辭職「下海」成為一種熱潮,同時港澳臺胞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也掀起了一場「回鄉投資熱」。在這一時期,中國內地占據主流的投資思想就是,中國地大物博,有豐富的資源和儲藏量相當可觀的礦藏,再加上12億的充足低廉的勞動力,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麽,東風是什麽呢?在許多人的眼裏,無疑是技術和資金。只要你能帶來技術和資金,肯定就能賺大錢。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規律不限制社會精英的發展,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為先鋒者鋪路架橋,同時照顧掉隊的人,如此才使社會富有活力。然而,當時中國內地卻截然不同。從制度上看,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有一個強大的無所不包的政府。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政策之下,逐漸放開了經濟發展政策,但從整體上說,中國的經濟環境與自由市場經濟仍然存在著天壤之別。此時的中國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影子,政府政令對經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再大的投資也會水土不服,並最終胎死腹中。此時能夠提供社會觀念支撐就是對改革最大的支持。

「國內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對政令解釋不一,而且法規矛盾」,南懷瑾先生很早就看出了矛盾之所在,並運用了十分恰當的比喻。在他看來,這個社會就好比是一個古典式大家庭,只要有新媳婦進門,那麽,這個五世同堂的家長們便可以對新媳婦指手畫腳。不管是太公太婆,還是祖父祖母,甚至是兄長妯娌,都可以要求新媳婦端茶送水,料理整個大家庭的各種事物。誰都可以當家,唯獨新媳婦不能,他們還可以說了不算,互相推卸責任。所以,最終的結果無外乎兩種,新媳婦要麽被嚇跑,要麽沈默寡歡,最終積勞成疾,抑郁而終。實際上,這種結果不管是對「新媳婦」來說,還是對「整個家族」來說,都是一種損失,但彼此之間的這種矛盾又是確實存在的。那麽,對於一個企業來說,究竟該如何消弭這種矛盾,並實現投資經營的順利與成功呢?

在這種背景下,南懷瑾先生提出了以中國文化精神為終極目標的投資理念。在資本主義社會,投資是完全利益化的,但這樣的投資理念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唯有入鄉隨俗,處處為「國家」著想,為「人民」著想,才能在投資經營的過程中贏得國人的信任,從而獲得更多的支持,實現雙贏的共同目標。

中國大陸積極號召港澳臺胞以及海外華僑投資,其本意是需要真實投入的資金與進步的精密科技,而並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一本萬利,如果抱著一本萬利的想法去大陸投資,無疑是從耕夫手中奪牛,從饑渴之人的手中搶奪食物,其結果可想而知。如果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一步錯就會導致步步錯,最終會被國家的經濟現狀逼進死胡同。

作為中國人不能忘根,更不能忘本,在祖國經濟困難的時候施以援手,這本就是一種責任。從投資角度來看,唯有入鄉隨俗,抱著中華文化精神的投資理念,為人民謀福利,才能在大陸投資中融入民族經濟的命脈,從而最終實現企業與國家經濟的共同發展。這就是南懷瑾的認識和理念。

從創辦「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到投資修建金溫鐵路,再到開設太湖大學堂,南懷瑾先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自實踐著中華文化精神的投資理念,並用事實向世人證明了該投資理念的可操作性和正確性。讓商業的價值在有形的價值之外實現自我超越,讓商業的智慧在一條不斷超越的道路上前行,而不是小格局中的精心算計。

創業的理想使命

在金溫鐵路建設的歷史上,曾開工3次,停工3次,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後仍然未能建成通車。浙江人民企盼百年的夢想,一直因為資金不足的問題,停停建建,建建停停,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成為一個難解的「心結」。在這種背景下,年過古稀之年的南懷瑾先生毅然擔當起家鄉的「圓夢人」。

金溫鐵路建設難度大,收益慢,這是眾所周知的。南懷瑾也說,「修鐵路,是傻瓜才做的。以國內現在的種種條件,一條鐵路修成要好幾年的時間。至於收回成本,快則10來年,慢則20年。而要賺錢那就是30年的事了。投資鐵路,要想賺錢的話,除非神經病,瘋了,才會幹」。既然如此,南懷瑾先生為什麽還要知難而上呢?

實際上,南懷瑾先生成立鐵路公司的真正目的是回饋社會。所謂取之於社會,還要用之於社會,這是他的理想,也是做公司的目標。他曾經多次致函金溫鐵路開發有限公司的同仁,要他們清楚他的思想、目標,以及公司發展路線。

南懷瑾先生究竟要修的是一條什麽路呢?很多人理解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同意。他曾引用宋儒張橫渠的四句話來為他的理想做註解,那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先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了這個理想,南懷瑾先生曾做了很多積極有益的事情,如促成「汪辜會談」,推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創辦太湖大學堂,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倡導建設金溫鐵路只是其中的一件。

1992年11月18日,金溫鐵道公司成立,南懷瑾在公司成立儀式的賀詞中再次強調,「在我個人的理想與希望來說,修一條地方幹道的鐵路,不過只是一件人生義所當為的事而已,我們真要做的事是要為子孫後代修一條人走的道路,那是大家真要做的大事業。」簡短的「義所當為」一詞,很好的詮釋了南懷瑾在建設金溫鐵路過程中所背負的「使命感」。

合作建設金溫鐵路從1988年開始洽談,到1991年底獲得國家有關部委批準同意,1992年浙江金溫鐵道開發有限公司在溫州成立,耗費了三四年時間。1992年12月18日,金溫鐵路沿線5個地點同時正式動工。那一天,到各現場觀禮的沿線百姓達十幾萬人,這是老百姓自發參與的熱誠體現。可見企業家做事只要懷有使命感,對國家社會有意義,自然有人響應,因為它代表著人心所向,能聚合無窮的力量。

有人問,為什麽有的人能力大,實際的收益卻很小?為什麽有的人似乎無所不知,到頭來卻無所作為?為什麽有的人腰纏萬貫,卻沒有相應的社會聲望?答案就是——「缺乏使命感」。沒有使命感的企業家,在經營中只想到「利」,忽視了「義」;只想到「我」,看不到「他」;只想到小,丟失了大;只想到今天,照顧不到明天,因此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裏混跡,無法在事業、人生等格局上有新的突破。

在商業投資上,南懷瑾始終立足長遠。他說,即使是最窮的國家也可以修得成鐵路,有些鐵路遲遲成不了是人為的不肯做、推托。鐵路不是修不成,引用孟子的話說:「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南懷瑾經常引用「誌心於道義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來形容那些懷有使命感,不為己力,不為私欲,真為天下利益,對於將來個人的有名無名,有功無功毫不考慮的人。

古人雲:天下興旺,匹夫有責。不論一個國家,或者社會,乃至企業、個人,即使再窮,只要有責任心、使命感,都會成為貢獻一己之力的。南懷瑾多次重申投資金溫鐵路公司不是為名為利,是為了使命。他諄諄教導後人在經商過程中要始終負有使命感,只要真正為社會、國家設想的,一定做得起來。

帶著「使命」去工作,其實是一種精神,一種境界。許多時候,內心的格局決定了人生的大局,差異取決於一念間。做人需要責任感,而做企業則要有一種使命感,有使命感的公司才能煥發出生機來。否則,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或者為了掙錢而掙錢,企業很難做大做強。商業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利潤,公司的責任在於創造財富。只要你有能力追求利潤,創造財富,而又不忘記社會責任,那麽公司的聲望自會蒸蒸日上。這是南懷瑾先生的商業智慧的亮點。

企業經營困難

1993年8月,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侯承業應南懷瑾的邀請,以專家總顧問的身份參與金溫鐵路建設,在短短的3個月裏,他走遍了沿線工地,修正了不合理的規章,設定了工程質量核撿制度,規劃了財務報表,理順了自己存撥問題,完成了向外貸款的各項資料收集,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個人體重下降了很多,可謂業績非凡。但3個月後,他卻感覺很累,工畢身退,返回美國休息。此時,他深深體會到南懷瑾先生為了建成金溫鐵路所做的努力是多麽巨大,也深深體會到南懷瑾在逆境中推進的不容易。

在逆境中推進,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種傲骨風範。被南懷瑾先生譽為一本治世的老書——《周易》之中,有大半的卦象都要求人們在做事的時候學會忍耐,在逆境中前進。被南懷瑾先生稱為商人祖師爺的姜太公,也是白發蒼蒼的時候還待在渭水河邊釣魚,等待出山起事的機會。許多事情從開始到收獲,都會遇到數不清的挫折和困難,甚至是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這時候該怎麽辦?在靜觀其變中「忍熬」,韜光養晦,積蓄力量,尋機再發,不失為一種智慧的選擇。

1989年4月,南懷瑾先生在寫給浙江省駐溫州聯絡處處長李景山的信中曾提到:「天下事圖難行易,往往不遂人願。圖易畏難,往往成於意外。」他以為,天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免不了會遇到各種困難,怕難想找捷徑,往往不如人意。更何況是修建鐵路這樣的大工程呢?其實,困難並不可怕,只要能夠堅持到底,到最後就可能出人意料地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業。

在金溫鐵路建設過程中,有許多事情的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金溫鐵路總顧問侯承業曾說過這樣一件事。早在金溫鐵路還沒有開工時,南懷瑾先生就將1000萬美元匯到溫州,鐵路公司馬上就買了幾十部汽車。然而,當1993年8月他應邀從香港到浙江工地去考察時,卻不見一輛汽車來接,只得從杭州擠火車去金華。這時的侯承業已是年近花甲,卻連基本的禮遇也享受不到,他感到納悶。後來才知道,原來公司有些人是有計劃給侯承業這個總顧問一些考驗的。

1992年12月金溫鐵路動工時,南懷瑾先生曾給溫州市領導建議發行債券修路,結果卻被溫州市政府宣傳不當,讓人誤以為是南懷瑾缺錢修路發動大家捐錢,弄得他哭笑不得。為此特於1993年1月5日致函溫州陳文憲市長問詢說明。南懷瑾先生在信中說:「所示溫州為金溫鐵路建設配套募捐事,本來以為一大好事,經老師鼎力提倡,殊屬可喜,故而1992年12月18日晚電話與老師聯絡,只是貢獻意見,請小心謹慎,務必一一登記清楚,以免後患。但是過了旬日之後,忽接溫州及臺北來電,都說:某某也為你們金溫鐵路捐款了啊!其意主要報功,其次討謝。聽了真有啼笑皆非、左右為難之感。」事後經省政府領導出面協調了解,方知誤會,由溫州市馬雲博副市長出面以答記者問的形式解說清楚,才消除誤會。

金溫鐵路建設耗資巨大,面臨的困難多如牛毛,其中最關鍵的當然還是資金問題。最初的估算資金投入至少需要8億人民幣,後來提高到1.72億美元,折算為人民幣約15億元。開工兩年後,到1995年調高到21億,最後結算時,盡管扣減了不少,還是達到29億元,這絕不是一個小數目。原先合約上寫明由中國銀行擔保向國外銀行貸款,待南懷瑾運作獲得摩根斯坦尼銀行同意時,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卻說不能擔保了。前面的一切努力成了竹籃打水一場空。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便是天神下凡,沒有資金,鐵路也是沒辦法開工建設的。但問題並不僅僅如此,用南懷瑾先生的話說,「不只是資金(錢)的問題,而是怎樣建立一個可行性的辦法的問題。資金畢竟是人的智力所造成所聚集的。無錢固然難辦事,但無辦法聚財和運用財,有錢也等於無用」。

在南懷瑾先生看來,修建金溫鐵路的困難不僅僅是缺少資金。1991年11月8日,他在和溫州市委書記孔祥有的談話中提到,自己從美國回到香港3年多,同國內做了很多事,也做了一些投資。除了溫州南氏醫藥科技獎勵基金會每年獎勵5~6萬港幣,是溫州市領導支持算比較快,國內辦事,沒有一件是快的,使你頭痛得不得了。換句話說,講國內不能批評它沒有制度,它有制度,但它那一套制度是不符合現代化的,不符合開放政策的社會。每一件事,簽約也好,合資也好,你想做一件好事把錢匯進去,做好事都有困難。

事實的確如此。南懷瑾先生的一生曾經歷了抗日戰爭和國內混戰,以及新中國的成立後一個新政權的誕生與成長。憂國憂民是中國文人的共性,南懷瑾也不例外。他在《論語別裁》一書中這樣寫道:「歷史上近數百年來,中國是處於最弱的時候,但時代在變,國運也在變,未來中國會有200年的機運,會比唐朝開國時還強盛,但事在人為,有機會如沒有好好的抓住,也是發生不了作用的。」盡管前路困難重重,但南懷瑾深知,民之所需即是自己所行,他還是選擇堅持「忍熬」前行。

因為能正視過去的問題,所以才能找到最為合適的解決之道。這也是金溫鐵路幾度「難產」,終於在南懷瑾先生的堅持下成功建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南懷瑾先生說,真正的改革開放,經濟開發,不是錢的問題。過去國家在政治的措施上,思想的領導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弄了很多框框,把自己捆起來,捆得死死的。現在所謂改革開放、開發,就是把那些捆死自己的框框解放開來,使自己活起來,這是主要的精神。

反省、警示、借鑒

1997年8月8日,金溫鐵路全線鋪通,浙江省長柴松嶽特給香港的南懷瑾先生致電,並代表浙江省政府和全省4400萬人民,向南懷瑾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謝意,稱浙江人民將永遠記住南老師的卓越貢獻。這一年,南懷瑾先生已是虛齡的耄耋之年,對此他感慨萬千。

1997年8月15日,南懷瑾先生給柴松嶽省長寫了一封信。因為建設金溫鐵路,南懷瑾和柴松嶽相識多年,也建立了極為珍貴的友情。在南懷瑾眼中,朋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五倫之一,極為可貴。也因為此,他在信中向柴松嶽傾訴了修路的種種苦楚和反省。

南懷瑾先生認為,自己的第一個錯誤是被鄉誼情感所自欺。認為自己不必先與浙江打交道,應該一開始就找中央交涉,那樣一切問題,就不會像現在這麽復雜。

第二是簽訂合同契約時太大意,對合作方信任太過。認為自己是與浙江省政府合作創辦鐵路公司,誰知後只是和浙江政府所屬的省鐵道公司合作,地位不對等,信息也不匹配。

第三是過於理想化。以為所做的是社會福利事業,應該會得到政府和公眾的大力支持,哪知道前路困難重重,許多美好的設想都成為泡影。

大多數商人都知道,商業就是商業,哪怕是為社會做福利的商業,也應該用商業的精神去做,而不應該感情用事,南懷瑾給商人的提醒應該是很有警示意義的。同樣,做商業就應該有商業的嚴謹和縝密,不能馬虎大意,這也是生意人的金規鐵律。再者,任何美好的理想,也要面對現實,只有入世,才能出世,讓事業在現實中更輝煌。

古人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即便是聖賢也難免會有犯錯的時候,只要能夠及時改正就最好不過了。南懷瑾先生深知時運帶來的歷史機遇,可以讓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時勢變化之後變成可能和現實。雖然南懷瑾對自己在修建金溫鐵路的過程中違悖商業規律的行為做了仔細反省,但他還是認為自己所做很有價值。他說,這條鐵路大家企望了80年,修了7次都沒有成功,今天我就決定一定要修,不是為我,是為了開啟一個大例子,中國政府的公共建設可以和外資合作。因為不如此,不能加速國內的公共建設。所以我們不去打開這個關閉的大門,那麽幾十年都不會有人打開這個大門的。

中國的傳統文化講究言行合一,強調人們的修養要以德服人。南懷瑾先生曾引用古訓總結自己的過去,他說:「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老拙雖未敢以智者自況,第以年歲癡長、閱世較深之故,常不憚直率之言。」希望政府領導對他反映的情況引起重視,也給當下商界留下借鑒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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