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雨虹：南懷瑾先生側記

前言
寫書原是一件快樂的事，但這本書卻給我很多麻煩。

最早是書名的問題。在我撰寫的時候，書名擬定《追隨南師懷瑾三十年》，豈知統一公司的林蒼生總經理對我說，這個書名不好，太俗氣了，有些政治圈裏人說話的味道。我覺得有理，於是就開始構思另外的書名。

周夢蝶說《奇逸人中龍》是最恰當的書名，他說這是他心中的南老師，只是我恐外人會批評有吹捧之嫌，不便采用。

淩峰提議的書名是《話說南懷瑾》，他認為書名應該中性，這一點我也同意，但老師的學生門人故舊太多，有人會覺得我不夠恭敬。

陳知涯是大陸版南著《原本大學微言》寫出版說明的人，他說書名幹脆就用《南懷瑾的三十年》好了，因為我是以三十年的個人經歷的立場而寫的，但他還沒有看過書稿，所以不清楚內容。

王學信想了一個很文藝很古典的書名《萍蹤瑣憶》，後來另一個大陸朋友建議的書名為《仰望懷瑾三十年》。

這個建議引發了許多友人的文思，有人說索性借用「吾於夫子之道宮墻外望耳」的一句話，書名定為《宮墻外望》吧!有人則說不妥，因為把老師比作皇宮裏面的人了，不如用《檻外人語》。「檻外人」不是《紅樓夢》裏的妙玉嗎?也是不行。

又有人說，那就用《倚欄人語》吧，啊喲!那是「斜倚欄桿剔板牙」的人說話，是一則笑話，怎麽行呢!於是不斷的苦思冥想，又麻煩了許多人，最後參酌了勞政武的意見，糊裏糊塗總算定下了現在這個書名，腦袋已空，好不好也管不了啦!

書名的麻煩完結了，另一個麻煩才剛剛開始。

我是一九九八年四月動手寫的，今年(九九)四月完稿，為了收集資料，這一年中與許多朋友聯絡，所以知道這本書的人很多。於是就有人關心，或者希望書中有他們的蹤影，就像人們喜歡與名人明星合照一樣。

老天爺!我何德何能，可以把老師認識的人一網打盡呢!這本書只是「側記」，記述我熟悉的部分，並不是老師的「傳記」。就連我認識的一部分人，也不可能都寫到啊。所以這本書印出來，註定會使有些人失望，會有人不滿和抱怨，這才是我沒有辦法克服的事。

現在我只能在此向大家致歉，請大家原諒我的能力有限，記憶有限。要說的太多了，越想越多，這一本書只是拋磚引玉罷了。相信未來會有人繼續寫，希望將來一切能圓滿如意。

最後，我還要感謝許許多多的朋友，他們中有人提供了照片，有人幫忙找資料，有人與我一同回憶，才能促使這本書的完成。要謝的人太多了，無法一一列出名字，而我最想說的是：多謝，多謝，多謝大家。

（一）

余教授的話

天下許多事往往由一些偶發的原因而造成，這本書也是這樣。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這一天，就與這本書的誕生，頗有關系。

那天我住在北京師範大學校園內的新松公寓，這是專供外國留學生住宿的公寓。

因為這裏環境清靜，出外辦事方便，加上往來無白丁的感覺很好，故而每次來北京都住在這裏。

晚飯後正在收拾行囊，因為第二天就要走了。

這時電話鈴響了，是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李音祚編輯打來的，問我願不願意與一位名叫余一彥的教授見面。

這位余教授與她的夫婿潘峰教授，都畢業於武漢大學數學系，二人又雙雙留學法國。他們在法國都得到了博士學位，結婚後仍然回到大陸，在他們的母校武漢大學任教。余教授現在從武漢到了北京，她的另一半潘峰教授，去了法國講學。

這對年輕的夫婦學者，雖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形而上的學問，頗有興趣。余教授最先看到南老師的著作，是在加拿大的一所圖書館裏，後來又連續看了許多南著的書籍。

因為師大出版社也曾出版過南著幾本書，故而與我比較熟稔。李音祚編輯在電話中說，余教授正好到北京來了，也住在師大校園內。

既然都在這個校園內，那就見面吧!所以余教授就來了。

就是這位余教授，就是那天晚上的談話，促成了這本書的問世。

說起來真是奇怪，我和余教授談著談著，談到一個問題：因為大陸出版南著的書籍已有二十余本之多，銷售總計也超過了二百萬冊，讀者著實不少。許多人看了南老師的書，不免渴望了解南老師這個人。

對於這個問題，余教授發表了她的一些高見。她認為：南老師除了傳統文化各家學術的學養外，他還是禪宗大師。一個人如果沒有涉入一些禪宗的知識或修養的話，恐怕是很難描述南老師的。

接著她又很認真地說了一句話：「離開禪宗來說南老，會變成誤導!」

這句話真夠嚴重!使我暗自吃驚。

當時在座的，還有一位青年，名叫馬宏達，任職西藏駐京辦事處。那天他剛好來送書給我，碰見了余教授在此，大家就一起聊了起來。

就是余教授這句嚴重的話，撩起我寫這本書的念頭。但讀者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我自認懂得禪宗之學。

說實在的，我對禪宗的學問和修養，只是一個旁聽生而已；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愛好罷了。

既然如此，我為什麽卻要自不量力，來撰寫這本書呢?這其中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雖只是禪宗的旁聽生，但我得識南老師已有三十年之久。在這三十年的歲月裏，南老師推動的許多文化工作，我多少也曾參與過一些。如能把我直接或間接參與過的事情記錄下來，應該算是有關南老師的部分真實記載了。這些記錄雖然僅僅是我個人所經歷的，並非南老師的全面，但卻不是道聽途說。

第二，趁著三十年來與南老師有關聯的人多數健在，見證人多，正是動筆的好時機。如待來日人去樓空，往事只能回憶時，則真假莫辨，反而真的成為道聽途說，死無對證了。

第三，十幾年前，曾結合友好各自撰述從學南師的心得，編成《懷師》一書，為誌南師七十之壽。當時我正好是個閑人，故而勉強擔起了編輯工作。之後幾年，每每有人倡議編寫南師傳記，或八十壽誕紀念文集等，以使前次向隅者得能共襄盛舉，但談談說說，各自忙碌，又加上南師風聞後極不贊成，故而始終沒有結果。這次與余教授一席談後，回到香港及臺北，把我的想法告訴眾友好，公認此書一定要寫，並且要快寫。但到底由誰執筆，大家推來推去，最後我只好義不容辭了。

三十年的追憶

由於前述的原因，我就打定主意要寫這本書了，但真要做起來，還有一段曲折。

因為在做這個決定時，我正在寫《袁曉園的故事》。這位曉園女士已屆九八高齡，她是時代的傳奇人物，從纏小腳念私塾的幼年，不斷自我努力奮鬥而得以到法國留學。她曾出任中國第一位女外交官，又服務於紐約聯合國，最後卻放棄美國國籍，回到中國大陸推展文化工作。她的一生多彩多姿，羅曼史更是一波三折奇事連連。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變遷史中，她的故事，的確具有女性奮鬥的代表性。

又因她的公公是國民黨葉楚傖先生(抗戰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早年曾任職正中書局總編輯等)，加上她自己法國留學的背景，故與國共雙方的領導人物多有淵源。近年來，頗有人想寫她的傳記，無奈早年的經歷資料難得，而且大陸年輕的作家，對不同世界的生活實況也較不易把握，故始終未成。而我恰好與她有六十年的情誼，結果這件工作就責無旁貸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我本來希望寫好《袁曉園的故事》後，再來寫這本書。所以回到香港，見南老師時，我就說：「我正在寫袁曉園的傳記……」

老師一聽此話，未等我說完，立刻說：「啊!她的傳記你來寫很好。」

我接著說：「完工以後我準備寫有關老師的書。」

「不要寫我，將來我自己寫!」老師立刻回答。

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我心中即刻涼了半截。我該想到老師必然會反對這種事的，他所說「自己寫」，也不過是一句推托話而已。

但是，想到余教授的話，勇氣又來了，我說：

「我不是寫老師的傳記，我也沒有這個資格，更沒有能力寫老師的傳記；我只是寫我所經歷的與老師有關的事，敘述真實的經過，給大家知道罷了。」

我不但決心要寫，而且要提前寫。於是就擱下了《袁曉園的故事》，動手先寫這一本。

至於南老師，他其實不在乎別人的贊譽，也不介意別人的毀損。以我三十年來冷眼所見，他所註意的，只是自己的起心動念；是否能獨善其身，是否可兼善天下。

四川才子謝無量

我初次見到南老師，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底的時候。

那天臺灣師範大學有一個講演會，主講人是南懷瑾先生，講題是「佛學概論」。

聽到「佛學概論」這個題目，使我想到一本名為《佛學大綱》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是謝無量先生，他在早年曾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因他是四川人，抗日戰爭一開始，他就回到了成都。

謝先生不但文哲方面學問高超，受人崇敬，他的字也是瀟灑自如，別有韻味。

一九四0年的夏天，我正在成都考大學。有一天曉園大姐囑我順路到提督東街一個地方，去找一位謝無量先生，因為謝先生要送她的字已經寫好了。

當我找到那個地方時，發現原來是一所廟宇，名叫三義廟。進了大門靠左邊的一間，好像門房一樣的屋子，裏面桌子前坐著一位胖胖的、彌勒佛一樣的中年人，就是謝無量先生了。只見他左手拿著一把芭蕉扇，右手在寫字。

這間屋子簡陋極了，木桌上有一把小泥茶壺，桌邊放著兩三本書，最上面的一本，映入我眼簾中，就是《佛學大綱》。

大概「佛學概論」差不多就是《佛學大綱》吧。現在聽到南老師要講佛學概論，自然就聯想到《佛學大綱》，接著又想到謝無量先生了。

說了這麽多有關謝無量先生的話，是有原因的，因為袁煥仙先生帶領弟子南懷瑾等的「維摩精舍」，就是設在三義廟這個地方。當時袁煥仙及謝無量二位先生，都是四川文化界響[左口右當][左口右當]的人物，只不過，那時的我不知道罷了。

當我看到謝先生時，心中頗為納悶，為什麽一個書法家坐在廟裏寫字?為什麽一個文化人衣著又那麽隨便呢?

回去不免好奇地問曉園大姐，她說：「是啊!他就是那樣一個不拘小節的人，可能四川的文人都比較瀟灑吧!」

那年秋天，我前往西昌去上學，西昌就是現在發射衛星的基地。在一九四0年時，因為日本飛機常到成都轟炸，不能安心讀書，所以雖然考取了成都的光華大學(因抗戰從上海遷至成都)，但為了躲避轟炸，仍選擇了西昌技藝專科學校。這是一所農工專科，位於西昌邛海對面的廬山，是借用半山的廟宇作為校舍的。

到了西昌入校，才發現謝無量先生的女兒謝祖琰，也在那裏就讀。她念的是蠶絲科，我讀的是土木工程科。

學校的校長李書田，是頗有名氣的，他原是天津北洋工學院院長，那是全國馳名的學校。一九九七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朱棣文博士，就是李書田的外孫，當時朱棣文的母親李貞，也是我們西昌同一個學校的同學。

葉曼與袁行廉

言歸正傳，告訴我們南老師講演消息的，是葉曼女士。有人稱她為田夫人，因為她的先生田寶岱是位外交官，兼任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

葉曼是她的筆名，她是一位作家，本名叫劉世綸，所以也有人稱她劉老師或劉居士。

在我們去聽南老師講演之前，葉曼女士在講《老子》，我和姑姐袁行廉，都是聽眾。

葉曼女士多年前曾隨南老師學禪學。一九六五年新春，她還特地從菲律賓回臺，參加新正初二南老師主持的禪七，頗有所得。禪七過後返回菲國(當時田寶岱任職駐菲律賓大使館)，南老曾賦詩以贈：
新春禪七後送劉世綸(葉曼)道友返菲京
晴空凝碧送歸人　極目雲天一葉身
乍見桃花初悟道　須留松柏養精神
清虛吾墮紅塵劫　濁世誰傳大士薪
煙水南巡行不盡　楊枝分作萬家春

這首詩中「乍見桃花」是一個典故，出自靈雲誌勤禪師見桃花而悟道的公案。「煙水南巡」也是一個典故，是說善財童子雖悟道，但並未圓滿，故而仍有南行參訪五十三位聖賢，求取智慧之旅。

葉曼女士以後常在各處講演，也在電臺講經，最近幾年多在美國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一九九六年秋我剛到洛杉磯不久，聽說她正在文賢書院講《老子》，我和陶蕾還匆匆趕去看她呢。

回頭再說南老師講「佛學概論」的情況。那天去聽講的人很多，一間教室坐得滿滿的。除了葉曼女士、田大使外，還有美國哈佛博士班的羅梅如(Lovering)小姐、孫毓芹先生、林曦、杭紀東、陸健齡等。

當我們這些聽講的人都坐好時，聽到有人喊：「起立!」

原來講演的人到了。

回頭向門口望去，但見進來的是一個瘦瘦矮矮的中年先生，他身穿中國式長袍，腳步輕快，面帶微笑。

但卻使我大感驚異!

因為他的面色與常人不同，那是略微發亮的淡淡的金黃色，剎那間令人想到佛像的金光。

這是我對南老師的初次印象。

接著是兩個鐘頭的講演，等到聽完以後，行廉姐與我一致認同，這位南先生就是我們認可、足以當老師的人了。

說實在的，在我聽這門課以前，對佛學根本沒有什麽認識。我和行廉姐都已屆中年，在這個世界上也是經過風浪的人了，現在忽然對於一門從不了解的學問產生好奇，說起來也是有些原因的。

原因是由一部書所引起的。

話說大約在一九六0年前後，有幾位「立法委員」，為了印制《道藏》而籌募基金。行廉姐的先生馮正忠，也是「立法委員」，為了人情就捐助了一些。後來《道藏》印好了，馮委員也收到了一部。

不過，馮委員並沒有翻閱過這部《道藏》，倒是他的太太行廉姐，為了好奇開始翻閱。她不但翻閱，還產生了興趣，因為發現這部書與一般書籍不同，尤其是修仙之類，更覺奇妙。當她看到神秘有趣之處，就會向我述說，雖然我們並不太懂，但仍覺奇特引人。

廣欽·老虎·南老師

之後不久，記得是一九六五年，有一次，鄰居湯之屏君，邀我同遊土城承天寺(臺北南方約二十公裏)，同去的還有一位淡江文理學院(現在的淡江大學)的李杏村老師。記得這位李教授是教哲學的，對佛學有研究。在我們步行上山的時候，一邊觀賞風景，一邊聽他和湯君談些佛學的點點滴滴，覺得甚為新鮮。

湯君與我比鄰而居多年，後來他們一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而李教授後來也去了美國。

那天我們去承天寺的目的，是要去探望一個奇特的老和尚，名叫廣欽的法師。聽說他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時，曾經占住了老虎的洞穴。當老虎回來，看見一個和尚在洞裏盤腿打坐，老虎躊躇了一會兒，竟然不聲不響的離開，把洞穴讓給這個和尚了。

這個故事太奇怪了，大家很想打聽個究竟，才有那次承天寺之行。

李教授在途中談天時，告訴我及湯君，有一位南懷瑾先生，常在師大講演，可以去聽。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南老師的大名，沒想到見到他時，已是四年之後了。

話說那天在承天寺，因為有法會活動，客人很多，廣欽老和尚被許多人圍著談話，我們沒有機會多說。但是我心中老存在著老虎的問題，終於在十年以後，我得償宿願，有機會親自問他究竟。

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天，陶蕾從美國回到臺灣探親，有一天我們偕同周夢蝶和徐進夫，一行四人同遊承天寺，他們也是對老虎的事產生好奇的。

到了承天寺，發現遊人很少，四人就很方便的進入老和尚的廳堂。這個老和尚還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不倒褡(音單)的修行人。他每天只吃香蕉和喝水，也不躺下來睡覺，只在座上打坐而已，這就叫作不倒褡。

我們向老和尚行禮如儀，分坐兩邊後，我就很冒失的對他說：

「師父，聽說你在福建山中修行時，曾經占了老虎的洞穴，不知是不是真的?」

「對呀，對呀，是真的啊!」老和尚笑著回答。我接著又問?

「老虎回來時你怕不怕啊?」

「沒有什麽怕的呀!那只老虎看看我，我看看它，我就繼續打我的坐。」老和尚如此回答。

「你不怕它來吃掉你嗎」」我又問。

「我心中想，如果上輩子欠它一條命，就讓它吃掉好了，也算是還了債。如果不欠它命，它也不會吃我。所以心中很坦然，沒有怕。」老和尚很輕松的說著。

我們總算親耳聽見他自己證實了。回去的路上，我們四人都贊嘆，在那種狀況下居然不怕，真了不起啊!

說到承天寺，一九六一年春天，南老師也曾前往參觀，並與廣欽老和尚見了面。

這位老和尚後來致意南老師，勸他出家為僧。為了這件事，老師作了一首詩作為回答：
遊承天寺答廣欽老和尚勸出家話
昨從歌舞場中過　今向林泉僧寺行
欲界禪天原不異　青山紅粉總無情
時難辜負緇衣約　世變頻催白發生
拄杖橫挑風月去　由來出入一身輕

由這首詩看來，所謂舞榭與山林，青山與紅粉，出家與在家，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

「拄杖橫挑風月去，由來出入一身輕。」可能就是解脫自在的境界，是禪宗的超越境界。其實，孔子所謂的「從心所欲，不窬矩」(《論語;為政》)也應該算是解脫自在的境界了。雖解脫自在，但有為有守，所作皆合乎道。

廣欽和尚在福建時，名叫普欽，來臺後改為廣欽。

日本之行

南老師那次在師大講演後，過了幾天，大約是十一月三日，就隨同一個中日文化訪問團，到日本去了。

團員中，除南老師外，還有師大教授陳致平、「立法委員」程滄波、隨團記者黃肇珩(現任監察委員)等，皆為文化教育界人士，共有二十余人。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這個訪問團在東京參加東方文化座談會，南老師應邀講話。由於口音及翻譯工作的不盡理想，又有許多問題沒有時間回答，所以回臺後，他寫了一篇「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當年十一月三十日臺北《中央日報》副刊(這篇文章收集在《中國文化泛言》中)。

在南老師這篇文章發表之前，有一天我去探望陳致平教授夫婦。由於陳夫人袁行恕女士，也是外子袁行知「行」字排行的三姐(堂房)，故而常相過往。當我問三姐夫(陳致平教授)赴日之行如何時，他意外的說：「這次到日本去，幸虧有個南懷瑾，否則我們中國人會大丟其人!」

原來日本方面參加座談會的人，都有很高的中國文化素養，其中還有唐詩專家。他們曾臨場作詩，並請臺灣去的客人即席唱和。一時之間臺灣訪問團的人都傻了眼，不要說團員中會作詩的人不多，就是會作詩的，大概也須搜索枯腸，思考幾天才能成句。眼看我們中國人就要當場丟人現眼了，說時遲那時快，南老師已和了一首回應日本友人，才算解了圍，大家也松了一口氣。

最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木下彪的，是日本老一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曾任天皇宮廷文官，又是漢學專家，更是一位唐詩大家。南老師在日本時，二人一唱一和，結成詩友。在遊日本太廟後，南老師賦詩一首，木下彪亦即唱和：
南老師的詩：
遊伊勢神宮(太廟)
立國同根各有時　浪傳史跡費疑辭
喬松夾道黃花麗　為拜神宮又獻詩
木下彪次韻：
緬貌誰知肇國時　迂儒考古漫多辭
天潢不改三千載　我仿周人賦頌詩

木下彪的詩不但工整，而且有唐詩味，看來他對中國文化歷史也是很有研究的。後來他與南老師常相詩文往還，幾年後，老古公司還出版了他的詩集《日本戰後史詩》。

木下彪這本詩集，描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在美軍的占領管制下，人們的痛苦失望與無奈，表達極為深刻。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者，不但禍害了中國，也禍害了自己的子民。

談到詩，不免又說到南老師的詩集。因為陳致平教授與南老師同去日本之故，就帶回一本南老師的詩集，而陳夫人行恕三姐，也是深通詩詞及畫藝的人。有一天我到他們家去，她正在翻閱南老師的詩集。她與南老師從未謀面，即喜讀南詩，我就問她：「南詩如何，好不好呀?」

她說：「由詩看來，南先生是一個奇人，因為他的詩中帶有一股空靈之氣，有一種超脫世俗的韻味。」

她說得對不對，我不知道，因為到那時為止，我並未看過南詩。當時雖然拿過來看了一會兒，但是並不太懂，也就算了。

這本南老師的詩集是早期印制的，收詩不多，由孫毓芹先生親筆抄錄並題簽，名為《凈名盦詩詞拾零》。一九八四年，老古公司將這本詩集與佛門楹聯二十一幅及金粟軒詩話八講，集成一冊刊印出版。

兩岸文化的動蕩

南老師隨文化訪問團去日本的時候，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的進行了三年，愈來愈多的消息，令文化界的人士膽顫心驚，憂心如焚。國家民族的靈魂是文化，中國能綿延五千年，歷史光輝燦爛，關鍵也是文化，現在一古腦的毀掉，中國人該怎麽辦呢?

多年來，臺灣與香港的許多學者們，為中華文化的保存和發揚，在不斷的努力著，如錢穆、牟宗三、唐君毅、程兆熊、方東美等學院派的學者們，以及一腳跨出學院，走入民間的學者們，如黎東方、陳致平等。後兩人在五0年代即在公開講演中，以歷史的角度，通俗的表達，宏揚文化。

陳致平教授在師大定期公開講演「中國歷史故事」，更造成轟動。那時蔣經國特邀聘陳致平教授為其講述歷史，達一年之久，當時領導階層對文化確有相當的註重。

南老師既然自年少即研讀諸子百家，且旁及醫理、易經、劍道等，及長又深入禪宗堂奧，如何把文化落實於社會人群真實生活之中，是南老師念茲在茲的大事。

這時日本的鈴木大拙，已以日本禪學大師之盛譽走紅西方學術界。然而禪宗本是道地的中國文化產物，是由印度佛學種子，播植在中華老莊孔孟文化的土壤上而產生的果實。

二次大戰後，日本什麽也沒有了，但這個國家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政府支持日本禪學的發揚，進軍國際。

西方由於鈴木而引入禪學，更急於探究禪宗宗主國的禪文化。這時大陸正在封閉中，接著是文化大革命，以致中西文化的溝通，在臺灣就多了一份時代的重要性。

所以，從日本回來後，南老師就積極籌備成立「東西精華協會。」

此時的臺灣社會又如何呢?一方面有良好的經濟發展政策，但是政治及思想上的嚴密控制並未稍懈。

國民黨當局二十年前來臺灣時，由於日據時代的刻意抑壓等因素，臺灣本土人才寥寥。經過二十年的歲月，情勢漸漸改變，有才能的人已經成長，菁英漸出。也正因此，許多人對於政治思想的控制，開始反思，形成反對勢力。而反對勢力中又分成多派，以本土勢力為主的，逐漸集結匯流為臺獨思想之河。

本土勢力中較著名的如臺大教授彭明敏，因發表臺獨公開宣言之故，經過一段跟監，偷渡赴美了，特立獨行知識分子李敖，也於一九七一年初被捕入獄，整整坐了五年多的牢。而文化人柏楊，在此之前也已系身獄中了。

臺大哲學系此時也遭受打擊，籠罩著不安的氣氛。中研院院士歷史學家許倬雲，當時(一九七0年)是臺大歷史系教授，應聘到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一年。但因哲學系的不安，恐將波及歷史系，故而不再回來，就此留在美國教書了。
臺大哲學系的不安持續了頗久，涉及的人也很多，當時的王曉波與陳鼓應是一九七三年才被捕的，後又被釋放。事隔二十多年的現在，他們都得到了平反，再回臺大任教了。

留在美國任教的許倬雲教授，於二十八年後(一九九八)退休，在記者會上，他說了一段頗有深意的話：

「時下常以政治的變化為焦點。但這有如大海波濤上一閃即逝的浪花，是最短暫的，人們應著眼的，是大海最深處的呼吸—亦即文化的持續與變遷。」

文化的傳承和延續，是最重要的。可見持此觀點的大有人在。

成立東西精華協會

早在一九六九年的八月，美國加州已先成立了「東西精華協會國際總會」，發起這個組織的，都是對東西方文化有深切認識的人士，也包括了各階層。負責實際事務的，主要是薛樂如(Sherrill)先生。

美國總會剛成立時，會員只有十幾個人，但很快得到社會上的響應。

在美國籌組這類的組織，比較方便容易，只要有理想，有人共襄盛舉，立刻就可以登記，開始活動。這類文化團體有「法人」的地位，可接受捐款(捐款可以免稅)，會計獨立，款項不能私用，並要接受政府會計監督。美國總會成立後，由美國國務院通知臺北的相關部門，再在臺北成立團體，就比較順利了。

那時的臺灣，仍為「戒嚴時期」，對社會組織管制很嚴，即使純粹的文化活動，有關方面也總是放心不下，好像人人都會造反一樣。若要成立這樣一個民間文化社團，也必須經過相關部門的嚴格調查及審核。

現在南老師要為推展文化成立社團，開創溝通東西文化的工作，真是史無前例，其中的困難，可想而知。

困難和障礙，不僅是來自官方，甚至有些與南老師相識頗久的人士中，也有反對的聲音。我曾親耳聽見有人說：「教化或講課，何必要什麽團體組織，只要有場地不就行了嗎？」又有人說：「南某人喜愛誇大，想當領袖，所以要大費周章，辦這個東西精華協會」等等。

但是贊成支持的，仍是多數，這些支持的人們覺得，有一個正式的組織，更多的人才能有機會聽南老師的課，同樣講一次，數百人可以聽，以代替以往只有少數人有機會聽講的情形。

我那天聽了南老師的話，感覺他做事真算有魄力有勇氣，不像是南方人的作風，後來才知道，南老師祖先是河南洛陽人士，南宋時才遷徒到浙江的。

老師辦事基本上有三個原則：
一 不向既成勢力低頭—已是既成勢力，投靠不上。
二 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既然反對，和他妥協也沒有用。
三 不向不贊成的人士拉攏—不贊成的人拉攏了也不可靠。

話說這個東西精華協會，經過了許多人的幫忙，走過了許多曲折的道路，又迂回於法令規章之間，最後終於獲準登記了。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二日，「東西精華協會」終於召開了成立大會，參加的會員有七十人之多，就我記憶所及的有：

孫毓芹、汪忠長、杭紀東、周勛男、楊政河、徐芹庭、呂坤維、李澄圳、杜莉、周關春、陳得清、周美惠、林曦、陸健齡、張慶儀、戴思博(法國)、羅梅如(美國)、韓長沂、王鳳嶠、盧惠齡、蔡淑美、李淑君等。

南老師在成立大會上，以主席的身分作報告說：

「本會的宗旨，是國際性的，以不營利，不牽涉任何政治活動為原則，以達成人類社會慈善福利，而以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為目的……。」

關於東西精華協會的宗旨，在簡介中明白的指出：

「今天的世界，普遍陷在迷惘中，是非缺乏標準，善惡沒有界限。它的遠因近果，實由於物質文化高度發達的反映，人們但知追求物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修養，於是變得沒有理想，沒有目標，混混噩噩，茫然而無所措、無所從。人心如此，國際如此，整個世界人類何嘗不如此，危機重重，人類再不回頭，終將走入沒頂的深淵。

東西精華協會(East-West Essence Society)便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實在說：這個協會的誕生，乃是基於現代的需要。中、美兩國有心之士，發起這個組織的宗旨，正如本協會的名稱所揭示的，要從東方文化中和西方文化中摘「精」取「華」，身體力行之，發揚光大之，挽救思想文化之狂瀾於將傾，導引人類走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和平安樂的大同境界。

也許有人以為本協會的陳義過高，可能流於口號，但以下所敘述的本會成立經過及今後的做法，可以說明我們深切了解‘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的道理，願我們腳踏實地的努力，能得到大家的共鳴和支持。」

譚貞喜先生致辭說：

「有些人認為東方文化由於忽視了西方文明的長處，因此太偏重於精神方面，而忽略了物質方面的力量。所以我們今天在物質文明方面，處於落後的狀態。而西方也因為缺少了我們中國這種王道的思想，所以西方的文明，在達爾文所主張的進化論上發展到了頂點，演變成為物競天擇的這種現代文明。最近逝世的羅素曾經寫了好幾部書，他認為世界的新希望，一定要有一種新的思想產生。所以他在幾本書裏面，就曾說，美國所謂物競天擇以及那種弱肉強食的思想，應該融合東方抑強扶弱的精神，這種新的偉大思想才能挽救今天的世界。

所以貴會的成立，也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當時革命之偉大抱負。孫中山先生在精神講話裏的結論中，曾有這麽一段話，他認為：‘要掃除中國一切社會上舊染之汙，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又說：這樣‘……可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文化保存及發揚。’」

王建今先生致辭說：

「剛才聽到貴會今後的作法，一切崇誠務實，正如古人所謂：‘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南懷瑾先生是最早的發起人，我們雖然認識不太久，可是從南先生個人的學識、平常的言論及對宗教方面的修養看，他是一個具有崇高理想，非常使人欽佩的學者。而在座的各位先生也都是抱有同樣理想的人，才來參加這個協會，所以這個會與一般的會不同。我們就剛才所說的，兄弟現在站在自身的立場來說，今天社會上最大的毛病是青少年流入犯罪的問題，貴會也將對他們有所幫助，使社會人類走上一個富強康樂、安定和平的理想。這是文化發展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我想在島內的團體裏很難找到像貴會這樣眼光遠大的機構。有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當然我們希望一步一步的能夠發展到全人類去，所謂‘大處著眼，近處著手。’而且，我發現貴會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純粹是為學術而研究，為人類的幸福而努力，是超然清高的。現在已經看到有人樂捐大量的土地，甚至有人願意出錢出力，就這點來說，尤與一般的團體不同。」

來賓施毅軒醫師致辭說：

「兄弟向來敬重南懷瑾先生，而且我跟他學的也很多，南先生讓我講話，我只好站起來講幾句。

貴會的宗旨可以說是溝通西方和東方的一個團體，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新的一個組織，在自由中國更是一個新的創舉。英文名字Electic意思是一個中間人，了解分子，中國文化同西洋文化的一個調解者。我們知道，西方文化出之於拉丁、希臘，東方文化出之於印度與中國。兄弟在印度住了一年半，印度的文化我吸收的很多，中國文化我只知道一點點，西洋的文化因為我是醫生出身，當然只懂得醫學方面的，對於西洋的文化不太了解，不過空閑的時候也喜歡研究一點。我個人認為溝通東西文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以我們醫生來說，不要說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怎樣子溝通，甚至連中醫同西醫都沒有溝通，怎麽可以談到東西文化的溝通呢?比方講，我們《易經》怎樣去配合科學?這一個問題連帶《易經》本身我們都沒有弄清楚，《易經》裏面醫、蔔、星相等，要如何貫通?中國的文化一向包括得很廣，另外再融合西洋的文化，這是一項很偉大的工作，關於這個工作，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不能有私見，不能執著，不能有成見，對東、西雙方的文化作一番汰蕪取菁的工作。這樣才可以使人類文明再向前邁進一步，而進入世界大同的理想。」

臧廣恩教授，特地從日本趕來參加，並致辭：

「我在日本也深深感到，一個事業，一個運動的興起，要許多國民對它有深刻的認識。否則，單憑少數人的呼叫，這是非常吃力的。譬如在日本，有一位德國人，受禪學影響，開辦禪學院，一切經費均由國外天主教的人士捐助。雖然那位德國人只懂一點皮毛，但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他那裏去了。如果那個大禮堂作為南老師講演的場所，那不但是物盡其用，而且更能人盡其才。

因此，我非常感嘆!如果要順利將中國文化弘揚出去，我們要深切反省一番。」

在協會的計劃中，除了推廣各種社會教育外，還打算創辦國際文哲學院，另有青少年輔導，出版事業，國樂及中醫的研究發揚，以及禪學的研究等等。

李謙光教授的五百元

協會籌備期間的辦事處，設立在青田街二巷一幢公寓的二樓。協會正式成立後，就遷到青田街五巷九號，是一所有院子的平房。

這裏院子較大，除了客廳及連接的飯廳外，有四個房間，後院還有寬敞的廚房和工人房。

四個房間中，較小的一間靠前面，作為南老師的辦公室，兩間作為其他的辦公室，另一間布置為修習禪定的地方，客廳連著飯廳的一大間，就是課室了。這所謂的課室，也只能容納二、三十人而已。

那時的李淑君，仍是臺灣大學經濟系四年級的學生，她選的課程中，有一門是「經濟政策」，原為孫震教授講授。一九七0年初，孫震教授因事到美國去了，改由李謙光教授代為授課。孫震教授就是後來臺灣大學的校長，曾擔任過「國防部長」。

大約是四月中的一天，正好要上經濟政策這門課，李淑君帶了些剛印好的「東西精華協會」的傳播資料，來到了課堂。待李教授進了教室，她就向李教授請求借用五分鐘，向同學簡介「東西精華協會」的理想和組織。

當李淑君向同學們作介紹時，李教授就順手翻閱東西精華協會的資料。李淑君介紹完畢，李教授當即從口袋掏出五百元臺幣，捐贈「東西精華協會」，表示支持這個文化理念。

當時的李教授，並不認識南老師，作為一個教授的李謙光，那時，卻是很有人文胸懷的。三十年前的五百元，對一個受薪階級的教授來說，也不是一個小數字。

李淑君是在一年多前(一九六九)於師範大學聽南老師講《老子》時，才初次認識南老師的。東西精華協會成立後，她雖仍在大四上課，但抽空就來幫忙，大學畢業後就全天候在東西精華協會上班了。

在李淑君全天上班之前，來義務幫忙的人有孫毓芹、陸健齡、汪忠長等人。

青田街的新地址安置妥當了，南老師立刻籌劃推展工作。那時有美國及法國、德國等地來臺研習中國文化的幾個人，禪學正是大家所渴望的，所以南老師決定先開辦禪學班。

雖說是禪學班，由於中國文化的互通性，所授課程也包括了儒家思想，道家的學術等。

在招考的時候，記得還有輔仁大學哲學博士班的趙玲玲及吳爽熹參加。因為南老師是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吳爽熹的博士論文有關王陰明的思想，也是在南老師指導下完成而得到博士學位的。

吳爽熹後又留學法國，現在的她卻是一個藝術家。

趙玲玲後來成為東吳大學哲學系主任、師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國大代表」等。

旁聽生與特別生

當時好像因私事，我未能參加考試，只好以旁聽生的資格來上課。所以我常說自己只是一個「禪宗的旁聽生」，的確是有根據的。其實如真要參加考試，我是一定考不及格的，能當一個旁聽生也不錯了。

禪學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開課，為期六個月，每逢一、三、五晚上七點至九點上課。這是為了方便在學及上班的人們，因為參加的人包括各界人士，年齡也是老少不等，學歷多是大專以上的程度。所開的課程重要的有：
《論語》——南老師講授
《易經》——周關春先生講授
禪學(《指月錄》、《維摩精舍叢書》
《中庸勝唱》、《楞嚴經》等)——南老師講授
《河洛裏數》——胡庸老先生講授

周關春先生服務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在臺大的華語教學部，他精研道家及《易經》學術，七0年代末期，他全家移民到美國去了。

胡庸老先生精於術數與堪輿之學，他是湖北黃陂人，南老師也曾請教過他，故始終尊以師長之禮。

參加禪學班的人中，有吳爽熹、周勛男、韓長沂、汪忠長、劉爽文、史濟洋、李淑君、林中治、鐘德華、徐進夫、羅梅如(美國人)、陸健齡、王徵士、林曦、杭紀東、朱時宜、王紹璠等人。

孫毓芹先生是助教階層。他在此之前，自己原有一家永康出版社，也曾辦了一個修習禪定的班。鐘德華、林中治、陸健齡、盧惠玲(後來與王紹璠結了婚)等，原是那裏的學員。東西精華協會成立後，孫老師就把他們都帶過來了。

禪學班在大熱天開課。那時冷氣機還是奢侈品，並不普遍，何況剛開創時，經濟拮據，也買不起。所以課堂內很熱，有些人則坐在外面走廊聽課。盡管如此，大家興致都很高，沒有人缺課。

周勛男那時已在臺灣大學畢業了。杭紀東且是研究所畢業，那時他在淡江文理學院教課。林曦則仍在臺大念研究所，是學化學的。他們跟隨南老師已有不少年頭了。林曦、杭紀東及王紹璠三人，過從甚密，大家都稱他們為三劍客。

密宗稱活佛為「呼圖克圖」(蒙古語音譯)，老師則常說王紹璠是「糊塗克圖」，說他糊裏糊塗。他與盧惠玲結婚後，一九七四年移民到美國去了，此後即少往來。

在這個禪學班中，更有一個極特別的學生，名字已經記不得了。這人大約四十歲左右，剃著光頭，言談舉止不像對學術文化有任何興趣的人。上課的時候，他也不耐心聽講，只是東看看西瞧瞧，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到了第四天，老師進課堂時，他走上前說：因為有私事要辦，不能再來上課了，向老師請長假。說完之後，就當著大家，向老師跪下磕頭行禮，並請老師原諒。

這一幕來得很突然，大家都頗為吃驚，南老師便急忙把他扶起。

後來才知道，他是肩負任務而來的，來打探這裏到底搞些什麽名堂，有沒有反動思想，是不是反動組織。混了三天之後，發現並無可疑之處，當然就要告辭而去了。

至於說，要走就走，為什麽還行跪拜大禮呢?是否他心有所感，就不得而知了。

這一幕也說明了，三十年前臺灣社會上的一些實際情況。

張學良與維摩精舍叢書

前面提到，課程中有《維摩精舍叢書》的講授，這套書的內容中有袁煥仙先生講解《中庸》，以及他所主持的「維摩精舍」的教化。這套書系由門人南懷瑾及其他門人所記錄，更包括了南老師在袁煥仙先生門下學習的經過，並有謝無量先生題字。

這套書能在臺灣印行，其中還有一番曲折有趣的過程。

那時，臺灣的佛學書籍極少，更不用說《維摩精舍叢書》了。南老師並未帶此書來臺灣，後來意外的從劉乙光中將處得到了這套書。但劉乙光又怎麽會有這套書呢，說起來倒是一段有趣的掌故。

原來，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遭到軟禁，蔣介石派了一連人去專門看管張學良，這連人統由劉乙光少校指揮，因為劉是戴笠的親信才會擔任這個要職。大約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張學良已去了臺灣，那時南老師仍在四川，這時劉乙光托一位黃埔同學許建業，代購一套《指月錄》，是張學良要的，因為張學良想學禪，而此書是成都出版的。許找到南老師，代購了一部《指月錄》給張學良，並寄到臺灣去。在同許建業交接過程中，老師又順手送了一套《維摩精舍叢書》給許。

後來南老師也到了臺灣，劉乙光漸次升到了中將。一個軍人一生只靠看管一個人而高升到中將，倒真是天下少有。南老師因此還引用蘇東坡一首詩來「恭維」他：
人人都說聰明好　我被聰明誤一生
但願生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
蘇東坡的奢望，竟在劉乙光身上實現了。

那時，南老師想起《指月錄》的事，就問劉乙光能不能向張學良先生借用一下那部書。劉說：張已信基督教，不學禪了，這部《指月錄》放著也沒有用，就還給你罷。

南老師又想起《維摩精舍叢書》，托人到處找許建業，甚至托了當時情報局長毛人鳳去查，也無著落。後來聽劉乙光說許在大陸未出來，並問南老師找他幹什麽。南老師說想找《維摩精舍叢書》，劉說許已把那部書送給他(劉)了，也帶到了臺灣。南老師大喜!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但說起來，如果不是張學良要學禪，也不會引出這本《維摩精舍叢書》和《指月錄》的故事來。

後來老師在蓮雲禪苑四樓講課時，這位劉乙光將軍也經常來聽課。

書是有了，想把它印出來可就麻煩了，因為財務困難，心有余而力不足。

這時的周勛男，已從臺灣大學畢業三、四年了，在救國團工作。他曾籌措了一筆款項，一心想印南老師的《禪海蠡測》，但是南老師說，他自己的書不忙著印，應該先印袁煥仙先生的這套《維摩精舍叢書》。周勛男遵命，就把這筆錢移用在這套書的印制上了。記得當時是由孫毓芹先生的永康出版社印行的。

這套書一共印了三種版本，精裝本、平裝本，還有線裝連匣的套書，真夠講究了，著作者也是袁煥仙先生，充分顯示出南老師對自己師長的尊敬。

剛開辦的東西精華協會，因陋就簡，因為經濟不充裕之故，南老師常常自己出錢出力。初辦的這個禪學班，雖收些管理費，也只能支付水電及部分房租，所以連老師在內，其他來授課的先生們，以及來工作的人，多是義務性質。有時大家也會像南老師一樣，出力又出錢，幸虧多數人都各自另有固定工作及收入。其中財務上隨時幫忙救火的，有一個李澄圳校長，他是一個常常解救燃眉之急的人。

張其昀與吳怡

說到工作及收入，不由得想起南老師接受文化大學教職的事。

「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是「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為張其昀，字曉峰。他當時在臺灣是一位影響力很大的人，對教育文化極有眼光，建樹很多。他曾出任政府部門的「教育部長」，教育是他的最大興趣。「部長」卸任後，就去創辦「中國文化學院」。

但無論如何，創辦一所學院必然是艱苦的，何況張其昀只是一位窮書生。他常向朋友告貸以籌經費，對有學問素養的人則殷勤拜候。有一段時間，他每天早上都到南老師的住所，為的是要懇請南老師出任一個獨立的禮學院院長，此事且經楊管北答應出二十萬美金作經費了。但南老師認為自己與張二人，都是愛管閑事的人，將來難免意見有不協調之處，為了維護友情，最好不要共事，故堅決拒絕了，張沒辦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要聘他為研究所教授，南教師只好答應了。為此，他曾賦詩以紀其事：

接中國文化大學敦請教授聘書有感
門外忽傳走轉車
聘書遲送卻愁予
自從長揖山林後
又向人間填表書
雖然接了教授的聘書，但還有一個條件，就是不到學校上課，而由研究生前來南老師住的蓬萊新村寓所受教。當時吳怡是第一屆研究生中的一位，他的論文也是南老師指導的，後來他在學術界也有了知名度，亦有著作出版。南老師還曾為他的著作題詩。

吳生怡前著人與路又著人與橋二書乞題
惆悵春殘古道遙
西風吹亂短長條
誰家簫管勤殷弄
幾處人歸路與橋
蔣經國與「張老師」

對我來說，一九六九年認識了南老師，是我一生中的大事。

而對南老師來說，一九六九年也是重要的一年。

重要的原因並不是多了我這麽一個旁聽生，而是這一年有三樁大事發生。

第一樁事就是日本之行。照今天的情況來看，要去日本買張機票就行了，臺灣近年來去日本的人成千上萬，毫不稀奇。但三十年前的臺灣，除非公務出國，一般老百姓是不準許隨便出國的，連留學生也有許多限制。尤其是許多一九四九年由大陸來臺的人們，因為親人留在大陸，自己在臺不免受到些許懷疑。有些人為此不能獲準出境，連探親也不行。

記得李政道、楊振寧二人，那年得到了諾貝爾獎，有關部門的文化官員就去拜訪他們，問他們需要什麽協助。楊振寧只說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嶽母能獲準出境，到美國與他們團聚。因為這位老太太多次申請都未獲準可見出國之難。女婿成了世界名人後，情況自然不同了，楊的嶽母立刻獲準赴美。但她到了美國，沒有停留多久，就轉道去了大陸，因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將軍，留在大陸沒有來臺。
所以說，走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能了解行動自由或不自由的真正意義。

也可以說，南老師的日本之行，能走出境外，接觸外面的空氣，不知羨煞了多少人。

第二樁事，是「東西精華協會」的籌建。乍聽起來，也不過是成立一個文化社團而已，在現在的社會裏，也是千千萬萬，毫不稀奇。

但對南老師的教化目標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由以往個人單打獨門的形態，進入一個有組織能發揮眾人力量的狀態。有了組織，才能有計劃的推動社會工作和文化教育。

後來認同支持的人愈來愈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影響力也就從「點」擴充至「線」了。

講到這裏，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幾年後有一次，南老師感覺青少年問題太多，想組織一些代辦處，專門幫助苦悶的青少年們。

這時在旁有人說：「救國團」老早有「張老師」的設置了，已經有了成效，也得到青少年們的信賴。

「張老師」是一個代號，有問題不能解決的青少年們，或者沒法求助於父母家人的青少年們，可以聯絡「救國團」的張老師。張老師也許姓王，也許姓李，他們都是可以從事心理輔導的人，許多也是義務工作性質，有些參加工作的，是心理學系或社會學系的大學生。

再說這一九六九年南老師的第三樁事，就是他的小兒子南國熙，在冬季被帶到美國去了。

那時的南國熙只有十二歲，是由美國的薛樂如(Shcrrill)先生帶到美國去讀書的。

送小兒子赴美，南老師曾有詩為紀。
誡勉幼子國熙赴美留學
一生誌業在天心
欲為人間平不平
愧我老來仍落拓
望渠年少早成名
功動富貴原餘事
濟世利他重實行
憐汝稚齡任遠道
強拋涕淚暗傷情

來學中華文化的外國人

說到南國熙赴美，不免要談一談薛樂如先生，他就是帶國熙去美國的人。

這位薛樂如先生，是道地的美國人，原是美國海軍少將。他的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在臨終時對他說：自己一生信奉基督，但心中仍有一個生命的疑問，沒有答案，以後希望你能到東方去尋找，可能會有答案。

薛樂如退役後，先到華盛頓大學念了一個歷史哲學的碩士學位，就到日本去了。停留了一段時間，又到臺灣來參學，結識了南老師。

薛樂如對《易經》下了不少功夫，一九七一年八月，又回到臺灣深入研究，後來他的一部著作《易經傳承》(Heritage Of Change)便由老古公司出版印行。

自從一九五一年韓戰爆發，美國政府就派遣軍事顧問團到了臺灣，美軍人員不少，所以也有他們的福利社，英文叫作PX。在那裏工作的有一個美國人羅維特(Lovatt)本是哈佛大學畢業的，他與杭紀東認識後就學打坐，後來身體有了反應，頭頂有醍醐灌頂身體發樂的感受。於是杭紀東就帶他去見南教師，也參加聽講。

有一次下課，看到南老師點了一支香煙，他竟哭了起來。周圍的人大吃一驚，不知道他為什麽哭，是不是生病了?哪裏痛了?豈知他擦一擦眼淚，說道：「南老師是屬於全世界的，吸煙損害身體怎麽辦呢?」

大家都笑了。有個了解情況的人就對他說：「老師抽香煙沒有吸進去，只在嘴裏轉個圈就吐出來了。」

這時南老師也說話了，他說抽香煙有個原因，因為多年前在四川峨嵋山上閉關，在沒有人煙的地方生活了幾年，空氣極清新幹凈，成了習慣。後來下山聞到一股「人」味，覺得其臭無比，實在受不了。無奈何，只好點起香煙，把「人」味趕一趕，其實並沒有吸進肺裏。

羅維特回到美國一段時間再到舊金山萬佛城出家當了和尚，跟隨度輪法師(宣化上人)。杭紀東說，他曾又來臺灣一趟，後來聽說又還俗了。

七0年的禪學班中，有一位美國女生羅梅如(M.Lovering)，也是哈佛大學畢業的，來臺繼續研究，是為了博士學位。她主修的是「比較宗教」，在臺灣研究一段時間，半年或一年，再回美國一段時間。就在她獲得博士學位後，仍常在暑期來臺作學術研究。

據她後來告訴我，與她同時得到博士學位的，共有三個人，其他兩人，因為找不到工作，一個改學會計，轉業謀生，另外一個去開計程車了。只有她，因為學了中國文化，所以在大學得到教授的職位。

一九八九年我到華盛頓首府時，曾與她通過電話，那時她在南卡羅來那州立大學，已是正式的教授了。

在禪學班的時代，還有一個法國女學生，名叫戴思博(Car-hrine Despeux)，她是研究道家學術的，對《易經》、《老子》、禪學以及密宗，都有廣泛又深入的研究。

她在臺灣的時候，也在淡江大學教法文。她是東西精華協會的會員，也曾給《人文世界》寫過文章，描述她學習中國文化的心得和經驗。

戴思博得到博士學位後，任教於巴黎大學，她仍常在暑假來臺，作學術之旅。近些年來，也常到大陸研究。她對學術研究非常認真，現在她已是巴黎大學東方學系的主任了。

另外還有一個美國人，名叫白中道(Douglas Whire)，也是哈佛畢業的。他除了在臺大研究外，就是到南老師這裏上課。後來娶了臺灣女孩子，又回到哈佛念博士去了。

外國來向南老師求學的人很多，上述的這些人，是我認識的人中比較早期的幾位。

朱文光的故事

禪學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開課的，記得大約是九月的時候，朱文光回到臺灣，當時他已經得到美國柏克萊大學的農業化學博士學位了。

他回來的第二天，南老師就請他到禪學班來講演。他講的內容是什麽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因為不是學術性的，只是美國的中國文化熱一類的普通常識。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靦腆的表情。我認識南老師的時候，他已經出國念書了，所以這是我頭一次看見他。

朱文光博士是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碩士，後來再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他研究學問有獨特的方法，能迅速深入，達到精要。在以後的許多年裏，是南老師的得力左右手。

朱博士深研《易經》，對道家學術頗有造詣，在未出國前，與杭紀東、林曦、周勛男等，都在南老師門下學習。朱文光除了本行農業化學外，因為對道家學術有興趣，所以大家都稱他「朱老道」。

他的童年極為坎坷，他生於一九三四年，仍是日本占領臺灣的時期，四、五歲的時候，又逢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臺灣是日本人的作戰基地，又是供應米糧的倉庫，臺灣盛產的稻米，都被收去供日本人食用，而臺灣同胞只能用蕃薯為主食，偶爾能吃一餐米飯，就是奢侈的享受了。

朱文光的父親朱石頭，本是一個文學作家，富有民族主義思想，不為日本人所容。日據時代，與一群臺籍菁英逃到廣東，宣揚反日思想。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到臺灣，以為從此可以揚眉吐氣，不料在「二二八」事件中蒙冤被害。

朱石頭被害後，更是長久禍延家人子女。他育有五子一女，朱文光排行第二，全家自此被列為「二二八列管家屬」，生活在陰影之中。

這時，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擔，都落在母親的肩上。當時沒有工作機會，只有到市場賣菜，朱文光那時十二、三歲，下課就急忙趕往菜市，幫忙母親賣菜，少年時的艱困，不言可知。

但是朱文光和他的兄弟們，都很努力上進，都學而有成：當他臺大畢業要出國進修時，卻因「二二八家屬」身分而遭到阻力，是蕭政之先生的力保，才能成行。

朱文光的弟弟朱時宜，畢業於清華大學數學系，記得他要赴美留學時(一九七一)，也遭遇到不準出境的困難，又是蕭政之先生全家作保，才得以成行，朱時宜後來在耶魯大學修得博士學位，現在仍在美國大學任教。

說到蕭政之先生，當時任「憲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熱心好義，常為人平冤。除了朱氏兄弟之外，他常有形無形的助人解決困難，且語多幽默。

記得有一次，南老師又請他幫忙為一個倒黴的女士找份工作，解決生活問題。因為她的丈夫突然去世，使她生活陷入困境，而當時既無撫恤，也無保險制度。另外凡有「疑難雜癥」，南老師都常請蕭先生協助，他也都一一設法，安排妥當。

那天蕭先生到南老師處回報這些事情，說完了以後，就回頭對著我們這幾個旁邊的人，自言自語的道：
「南先生交給我的，都是爛隊伍。」
大家不覺莞爾，南老師也笑了起來。

朱博士是得到博士學位後，應邀回臺灣大學任教的。

回到臺灣時，他已是36歲了，沒有結婚，也沒有固定的女朋友，可能是投入學術太深之故。但他是一個謙謙君子，對女孩子很友善，個性表裏如一，且重諾言。這種特質在當今社會中並不多見。他回到臺灣，對東西精華協會的工作推展，幫助很多。

杭紀東的茶匙

禪學班在次年(一九七一)元月十七日結業，再過十來天。就是農歷的新年了。到了春節年初一那天，大家熱熱鬧鬧的來團拜，又商量研究下一步該做些什麽。

其實南老師早已胸有成竹，下一步就要辦雜誌，發揮文字的力量。

又過了不久，大約是二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南老師召集了一個出版雜誌的會議。那天我並未參加，後來得知消息，便到南老師的辦公室去打聽。

南老師坐在他的書桌前，書桌的左前方有一張椅子，是給客人坐的。

右前方就是屋門，桌前斜對面又是一個門，是通後院及廚房的。

老師坐在書桌前，我坐在那張客人的椅子上。

這時候杭紀東來了，他如果進了屋子，太擠了沒有地方坐，所以他就倚著門框，站在門口。由於他已跟隨南老師多年，在我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就說：「杭紀東的禪宗一定是很了不起吧!」

話沒有說完，南老師就接腔了：

「哼!」南老師先哼了一聲，打斷了我的話，然後又說：「我的禪宗如大海水，杭紀東拿一個小茶匙來舀!」

這句話如晴天霹靂，聽得我不知所措。我曾說過，我不過是一個旁聽生而已，是一個世俗的人，南老師的話，聽到我的耳朵中，是道道地地的罵人。當著我的面罵杭紀東，連我都感到難堪，杭紀東怎麽受得了呢?尤其是，杭紀東出身外交世家，他的父親杭立武，是「外交部」大使級的人物。況且，杭家講究的是禮儀，現在被老師這樣的對待，不知他會如何?……

豈知擡眼看看杭紀東，他仍倚著門框站在那裏，卻嘻嘻的笑著。

這就是禪宗嗎?真教人受不了，我這個旁聽生大感不解。但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接受這種罵法的。

杭紀東走後，我立刻向南老師提出嚴重的抗議：「禪宗我是要學的。但是，老師你不能罵我，如果你罵我的話，我就不學了!」

「好!好!答應你，不罵，不罵。」老師微笑著，對於我這個近似要挾的要求，作了口頭的允諾。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在香港又見到了杭紀東，他是專程從臺灣來看望老師的。我特別向他提起這段往事，我記得很清楚，南老師也記得很清楚，但杭紀東卻記不太清了。可能是他受慣了老師的臨濟喝、德山棒、趙州茶。
就在六月十二日前後幾天的餐桌上，仍可見到南老師對他的棒喝，與他的機鋒問答……回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再回到當時的情景，心中真是感慨萬千。

瓊瑤　平鑫濤　人文世界

「東西精華協會」會址所在地青田街，是和平東路一段北面。我住在雲和街，是和平東路一段之南，相距只有十分鐘的步行路程，所以往來極為方便。

一九七一年二月底的一天，我下午到協會去，在大門口遇見周關春先生，他正好出來。周先生看見我就說：「現在東西精華協會剛剛開始，尚未站穩腳步，但老師又要辦雜誌了，如何是好?」

我聽了卻立刻說：「辦雜誌很好啊!我贊成。」

當時我是直覺的反應，因為在東西精華協會的計劃中，本來是要辦雜誌的，又因為自己當過幾年記者，所以就擁護辦雜誌這樁事了。

但周先生所考慮的，是財務問題。辦雜誌是要先投資，是否賺錢也不一定，至少開始是要賠錢的。這個問題怎麽辦呢?

南老師的想法是趕快推展業務，文章千古事，文字的流傳遠較講演為廣，該做就馬上做，借錢也要做。

而我當時也不太清楚這些問題，所以就單純的表示了贊成的意見。

周先生聽我說了贊成的話，也不再多說，就走了。

我走進辦公室，南老師就告訴我要辦雜誌這件事，並希望我也能幫些忙。對我來說這是義不容辭的事。談到發行的問題時，我就建議請《皇冠》雜誌的老板平鑫濤先生幫忙。當時皇冠雜誌是辦得很成功的，也是一流的雜誌，於是我就打電話給瓊瑤，並請她轉請平先生(那時他倆尚未結婚)，約好餐敘見面。

記得是在館前路「聚豐園」這家浙江館子。那天來參加的，除了瓊瑤、平先生、南老師外，還有南師母，以及南大小姐可孟及二小姐南聖茵，她倆都還是學生。

那天本來是我作東，沒想到飯後反被南師母搶先會了鈔。

因為瓊瑤是陳致平教授的女兒，陳教授與南老師曾一同赴日，所以她雖是初次與南老師會面，但就喊南老師為南伯伯了。她和平先生熱心允諾幫忙。平先生在分手時，還再三的說，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盡管說，不要客氣。
《人文世界》的發行，就交給了《皇冠》代辦了，《皇冠》的總發行是遠東書報社，我們後來出刊的《人文世界》月刊，也交與《皇冠》，一並由遠東發行。

平先生為了這本《人文世界》，費了不少心，還不時提出建議，幫了很多忙。

從決定要出版《人文世界》月刊開始，南老師就集中力量在這件事上。首先是忙於寫文章，《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這本書就是他親手寫的，在雜誌上連載。另外每期要寫一篇有關儒家的，一篇道家的以及密宗的文章等等。第一期寫了「儒家與孔孟思想哪裏去」、「20世紀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密宗與東方神秘學」。日本的臧廣恩教授也寫了一篇「老莊思想在日本的影響」。

南教師的幾篇文章、好比酒席桌上的主菜，其他搭配的副菜形式的文章，則由別人來寫。那時朱文光、徐進夫、林曦、朱時宜、徐立功、孫毓芹、周勛男等，都是基本幹部。我當然也胡亂寫些文章湊數，當作小菜，調劑而已。
大家足足忙了兩個月，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文世界》第一期終於出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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